学者、画家、名师郑午昌

【简要说明】近来应邀写一篇关于张大千、郑午昌两家同一弟子早期(1950年以前)绘画研究的论文。全文约16000余字(含注释45条),共分为三大章节。十几天来写得有点辛苦,另还需配有关的图片约十余幅(包括局部细节的图片)。有关张大千的章节写作尚可,但有关郑午昌的章节因手边资料实在太少,颇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之感。本文试想通过交叉和多视角的考察,探讨某画家早期绘画中风格师承的艺术遗传“基因”。笔者的结论:民国绘画史并非仅是一部单纯的流派发展史,也是一部艺术观念的变化史。
以下是全文中第二章节的部分删节稿——
郑午昌早年初到上海时,正是吴昌硕大写意画风靡天下之时。有人劝他如想要在海上画坛谋得一席之地,应当加入吴氏门墙。但他却说:“昌硕的艺文,诗文画篆刻各部门,真是吾师。但是,我自我,昌硕自昌硕,即使能够学昌硕,那么,天地间何必有我?”当大江南北,吴派书画风靡天下和各种美术思潮风起云涌之时,郑午昌却与张大千、吴湖帆等人一样,由明清而上溯宋元,致力于工整秀逸一路的传统画风。[注3]郑午昌为此用了十年时间刻苦临摹古画,他曾经说过:
学画如果不师古人,是和画理画法相违背的。师古绝不是做某家某派的奴隶,是用个人的意见来定高低,必要敬意虚心,寻求他的长处。一笔一点,或圆或方,不可以有些增减或变形;淡、浓、疏、密各方面,更要细心地体味,那就到了相当时期,豁然贯通,能够从古人的法度中,表现自己所得的画法了。因为艺术的神趣雅俗,异常微妙,在临摹时,心手要是同时不能够透到,等于囫囵吞枣般,不能够得到它的真味,或是将食而噎,变了痼疾了。[注4]
学画而不师而古是自弃于大道也。攀茅促径。必蹶其趾。师古尤不可囿于某家某派,以己意轩轾之,必敬意虚心寻求其长。一笔一点,不可增减;或方或圆,不可损益;应淡应浓,应疏应密,更宜覃思体会,则豁尔自化而庶于古矣。最后功力渐深,融会贯通古人笔法自成一家。[注5]
“师自然”并非是一个单纯的技法手段,其实还是一个画家的审美观念问题。郑午昌在此方面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在《中国山水画的师资》一文中说过:
夫大痴虽爱师自然,然非自然皆其师也,必择其佳者而师之,是可知古人师自然之法矣。近人自命师法自然,必执笔擎纸,与山水相对,看一眼,画二笔,如非极似为不可者,吾徒见其俗而已。[注8]
郑午昌早年在嵊县、杭州时期临学王翚的山水画已无传世,今所见最早为1926年至1928年在上海期间之作。如《千山云烟图》(1926)、《太华揽胜图》(1927)、《松峦飞瀑图》(1928)、《婴哲图》(1928)等,此类作品多为渴笔水墨画,有较为明显的王蒙、石涛、吴历、梅清、戴本孝等人的画风,转益多师,尚未形成自己的风格,但为他后期绘画风格奠定了基础。在1930年以后,郑午昌山水画的个人风格和笔墨形式开始成熟,代表作《层峦叠翠图》(1938)、《秋水澄空图》(1939)、《云岩飞瀑图》(1938)、等,此类作品多娴熟运用牛毛皴、折带皴、解索皴等诸多皴法,设色多以淡石青、淡石绿、淡赭石,属于小青绿山水画系。1941年自印发行的彩色版《郑午昌山水十二幅》(嵊县鲍氏藏版),标志了他的山水画进入一个崭新的高度。构图或繁密,或疏朗,大开大合,张驰有度。时而松秀,时而苍郁,墨青墨赭,如火纯青。设色洁雅,构景奇绝,擅长于险绝中力求画面平衡,这或许是他平生游历名山大川和写生揣摹所得。而与郑午昌同时代的传统山水画家,十九皆闭门造车,凭空想象,不知真山实水与山水画有何渊源,以致终生痴迷临仿古人而不思进取。
郑午昌山水画致力较深的是黄公望、王蒙、石涛、吴历等人的皴法和“四王”构图。他对清初大画家吴历(字渔山)尤为推重:“写山水浑厚难,清厚更难。渔山笔笔见笔,而一种苍茫之盎然纸上,可谓得清厚之趣矣。以视麓台厚而不清,石谷清而不厚,自是出一头地也。”[注9]吴历山水皴法实源自于王蒙,多为牛毛皴和解索皴。所谓“清厚”,当是设色与笔墨两者融洽,色不夺墨,墨不碍色。郑午昌除了少部分大青绿山水之外,多以重墨淡彩为主,善用墨青、墨赭二色的小青绿。此类画格就是张大千在《四十年回顾展自序》(1972年)中所说的“明丽软美,吾仰郑午昌”。郑午昌的皴法和设色都是传统的,但在构图造景上却有着现代语境的新意。他的山水画中那种诗情词意的书卷之气,源自于他在古典文学和画学史方面的深邃造诣,堪称诗书画三绝。绘画不仅仅要悦目,更还要能赏心。
在民国绘画史上,郑午昌是一个理论与技法平衡的山水画大家。他一直不认同用西画方式来改造传统国画的观点,主张在传统内部的绘画语境中寻找新的突破。他曾在《中国画之认识》一文中,对以康有为等人为代表的美术史观予以了有理有据的批判,非常精辟。他当年的许多真知灼见,今天读来仍不会感到陈旧过时。郑午昌的绘画实践即是他绘画理念的具体展现,博学历代名家的笔墨精髓,进而在融会贯通中形成自己的风格语言。陆丹林曾评价郑午昌:“能利用学古的修养,来改造自然的平凡,来自创合乎自然真理的美的宇宙,也即成为超自然的艺术世界。”
在民国的传统型画家中,郑午昌的学历最高,英语水平少人能及。历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绘画史和山水画教授,桃李遍天下。鹿胎仙馆入室弟子多达四十余人,其中有今人熟知的谢伯子、王康乐、陈征雁、陈石濑、潘君诺、陈佩秋等。[注10]但今人对郑午昌在书画艺术上的卓越成就还缺少深入系统的研究。陈佩秋在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导读中说:“这位当年海上画坛的风云人物,离开我们已是半个世纪了,只因他的早逝,他的业绩在中国现代绘画史上,还未得到充分的认识。”[注11]今人大多仅熟悉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一书,其实他还有许多重要的美术史论文刊登在当年的学术杂志上,其中著名的有:《中国画之认识》、《中国壁画历史的研究》等。他不仅精深中国美术史,还非常了解西方美术史和日本美术史,可谓学贯中西。[注12]应该为他编一部《郑午昌美术论文集》。
郑午昌对弟子学画有多方面的要求,既是名师,又堪称严师。他的《中国山水画的师资》和《画家之学养》二文,其实也是两篇精简的课徒讲义。他在《画家之学养》一文中认为,一个真正的画家须具备八个条件:立品、习字、读书、旅行、养气、乘兴、虚心、认真。但郑午昌能对弟子因材施教,尽最大可能地发挥弟子各自不同的特长。陆丹林曾经说过:“鹿胎仙馆及门男女弟子,多是一时俊秀。……在海上艺坛,各有相当位置。他对于门弟子各随他们的性分个别指导,绝不限于一家一派之法。所以他的弟子们,很得博闻广益之效,而各有所成就。他们师弟之间,也很敬融洽,风谊之高,在社会中,是不可多见的。”[注13]郑午昌还积极偕弟子参加各种慈善义卖,颇受美术界和新闻媒体的好评。
今有研究者对郑午昌绘画予以了公允客观的评价:“郑午昌对绘画的态度其实并不能简单地被界定为保守,更不能因此而带有贬义。因为如果不能真正地深入理解中西绘画的精髓,找不到两者本质上的结合点,那么与其匆匆忙忙地搞中西调和的急就章,还不如沉静下来反思本土绘画的得与失。从这个角度看,郑午昌的态度又是谨慎、负责的。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画家,他能够在当时鱼龙混杂,充满了闹哄哄乱象的中国画坛中对传统绘画保持一份冷静和坚守,无疑有着很积极的意义。”[注14]如果天假其年,郑午昌的绘画艺术应该能够取得更高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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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图》。有关郑午昌师古方面的论述,还见其《中国山水画的师资》一文。《海派书画文献汇编(第一辑)》,40-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