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湖帆《四欧宝笈》之《九成宫》究竟是何年入藏？吴在帖前《九成宫图》题跋中有云：“宋拓醴泉铭栉字未损本，乾隆御赏品也。丙寅收入吾家，为四欧堂镇宝之一。盖率更诸碑传世，九成宫铭复刻最多。如此册之剑斫披荆，精彩奕奕，堪称宋拓原石中仅见者。爰仿李迪笔意作图于前，以志欣快。”丙寅即1926年。
             吴湖帆《九成宫图》题跋局部“丙寅收入吾家，为四欧堂镇宝之一”云云

又潘静淑在帖前亦有题跋曰：“吾四欧堂旧藏宋拓宋芝山本，损字较此本多八九字。甲子来沪后，湖帆见此本于友人处，以商戈周彝易归，以餍四欧精本之愿。”甲子即1924年。宋芝山即宋葆淳，清代著名碑帖鉴藏家。

帖后依次有陈曾寿庚午（1930年）秋八月观款；褚德彝、高野侯丙寅（1926年）秋九月观款；邓邦述已巳（1929年）七月残暑；陈承修戊辰（1928年）十一月既望观款；冯超然丙寅（1926年）六月观款；朱孝臧戊辰（1928年）孟春之月观款；吴梅戊辰（1928年）四月观款；罗振玉丙寅（1926年）五月观款；吴曾源、吴兴让、蔡晋镛、张茂炯已巳（1929年）六月观款；方还已巳（1929年）十月十日观款；沈尹默已丑（1949年）暮春长跋。

                               四欧堂《九成宫》部分观款

四欧堂本《九成宫》首开上有“乾隆御览之宝”椭圆朱文印、“懋勤殿鉴定章”白文方印；末开上亦有“乾隆御览之宝”椭圆朱文印。吴湖帆在《九成宫图》题跋中已明确是“丙寅（1926年）收入吾家，为四欧堂镇宝之一”；潘静淑在跋中亦云“以商戈周彝易归”。在帖后的友人观款年月中，最早是罗振玉丙寅（1926年）五月，最晚是沈尹默已丑（1949年）暮春。在《四欧宝笈》中，《化度寺》、《虞恭公》、《皇甫诞》均是潘祖荫攀古楼旧藏，潘静淑乙卯（1915年）与吴湖帆结婚时，其父潘祖年赠为陪嫁之物。唯有《九成宫》则是丙寅（1926年）“以商戈周彝易归”，这应该是非常清晰之事。但《四欧宝笈》的“出版说明”中却说：“《化度寺》、《虞恭公》、《皇甫诞》旧为吴县潘祖荫滂喜斋中物，一九一五年其侄女静淑适湖帆，因赐为嫁妆。”文字表述有误。潘祖荫逝世于一八九Ｏ年，怎么可能在二十五年后将“三欧”赐为侄女嫁妆？潘祖荫卒后，因无后嗣，故其平生收藏皆归胞弟潘祖年。当年潘祖年将其兄遗藏典籍、书画和青铜器等，用四艘大船从北京运回苏州。

但是，吴湖帆在《丑簃日记》（《吴湖帆文稿》，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4年9月）的1933年（民国廿三年）5月31日的日记中却写道：

访遐庵，往杭，未晤。大千往苏，亦未晤。转访谢玉岑，略谈。归后（蒋）榖孙来，为余购得宋拓《九成宫》，‘櫛风沐雨’之‘櫛’字犹完好未损，可宝也。前后有‘乾隆御览之宝’六字腰圆印、‘懋勤殿鉴赏印’，价易毛诗一部。近日商市凋敝，碑帖一门玩者又极少，故价值较前十年仅及四分之一，较前卅年仅折半耳，可叹可叹。恐乾嘉时翁覃溪、王梦楼等遇此亦需百金也。

四欧堂中应该只有一本乾隆内府旧藏宋拓《九成宫》，即《四欧宝笈》本。此日记中所记“懋勤殿鉴赏印”应该是帖首开上“懋勤殿鉴定章”笔误。“价易毛诗一部”，即指《诗经》（亦名《毛诗》）三百零五篇，此处代指价格为三百余元（圆）。而并非是所谓“以商戈周彝易归”。究竟是相信《九成宫》中白纸黑字的题跋，还是相信《丑簃日记》中文字所记？因为两者在入藏时间上竟然要相差七年，而且价格上亦有天壤之别。

    四欧堂《九成宫》首开局部。“秘”字上“乾隆御览之宝”、“铭”字下“懋勤殿鉴定章”

王壮弘《碑帖鉴别常识》一书的《拓本的价格》中列有罗振玉1920年出售拓本价目表，其中宋拓《醴泉铭》为“一千元”。吴湖帆日记中说“故价值较前十年仅及四分之一”，即大约三百圆左右。但有乾隆御印的宋拓本，也不至于廉价至“价易毛诗一部”吧？但在六七年前，乾隆御藏宋拓《九成宫》的确要“以商戈周彝易归”，即价在二千圆左右。而三百圆左右的价格，当年（1933年）或许仅能购得明拓本，但已是“櫛”字全泐本。

目前没有资料证明，吴湖帆曾经收藏过两本乾隆内府旧藏宋拓《九成宫》。那为什么他在《丑簃日记》中会有此记录？真令人百思莫解。如退一万步而言，就算1933年5月31日收藏的是另一本乾隆内府旧藏宋拓《九成宫》，那他应会将原先已购藏之本进行校碑。根据碑帖鉴赏常识，如出现两件同一人收藏的“双胞胎”拓本，肯定要进行校碑，而不会轻易下孰真孰伪的结论。因此，我对《丑簃日记》中文字的真实性，唯有多闻阙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