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四欧堂本《化度寺》，就不得不说到敦煌本《化度寺》。敦煌残本前一、二页今藏巴黎国家图书馆；另十页今藏伦敦大英博物馆。十二页共存236字。1923年罗振玉曾根据伯希和提供的照片影印出版，但此影本中有多字失真。罗氏后来将四欧堂本与敦煌本作比较后认为：两本同出一石，四欧堂本是唐石宋拓之足本，而敦煌本则是唐石残本；其他传世之本皆为宋翻刻宋拓本。但只要稍作比较即可发现，两本根本就不是同一石。其中最为明显的“化”字和“属”字就不同，几乎一目了然，不知罗氏何以会如此“走眼”？亦或是慑于敦煌本的藏经石室封闭年代（北宋景祐初年）所致？吴湖帆也因敦煌本年代而“纠结”不已，遂认为四欧堂本与敦煌本悉同，当皆是真本无疑。竟将“化”字涂描成与敦煌本“化”字相同。

    
               四欧堂本局部                                 敦煌本局部

1984年，王壮弘在《书法》杂志上发表《欧阳询书〈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一文，认为敦煌本实是翻刻本，四欧堂本为唐石宋前孤拓本。他此前在《增补〈校碑随笔〉》中也有同样的观点。张彦生《善本碑帖录》中亦明确定敦煌本：“拓本在断处多涂墨，石已断，字肥清晰，字呆板，但刻本多与南韵斋本（即四欧堂本）书体和（合），定其为宋重刻，或唐末五代重刻。”故定敦煌本为翻刻本已成定谳。1991年，北京故宫博物院施安昌发表了《〈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敦煌本、王孟扬本校碑纪事》一文；又先后于1993年和1995年到巴黎国家图书馆、伦敦大英博物馆看到敦煌本原物后，再发表了《敦煌石室发现的四种碑刻古拓》和《〈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敦煌本补记》两文，再次认为敦煌本是唐初拓本：“此本为断石本，故可证明刻石断裂也在初唐。既然拓于立石后不久，又是断石本，那么就绝无翻刻本的道理了。”因为施先生看到过原物，所以他的观点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施先生的论点多为推测，他也没有推翻四欧堂本为原石拓本的论述。从某种程度上讲，施先生的论点似乎又重回到了罗振玉的时代。但如果敦煌本确是唐初拓本，则四欧堂本就断非唐石宋拓本。因为这两个拓本根本就不是同一石刻本。

                      
           四欧堂本“化度”二字（化字已涂描）          敦煌本“化度”二字

2007年，仲威在《收藏家》杂志第2期上发表了《〈化度寺塔铭〉传世藏本考》一文，详论了七种传世《化度寺》拓本的前世今生，这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篇全面对《化度寺》拓本的予以总结性的文章。全文分为三个部分，其中第三部分《四欧堂本与敦煌本校勘结果》一节尤为重要。在此章节中，仲先生将敦煌本与四欧堂本共有的二十一字：化、度、率、令、憑、禀、研、之、影、俗、氏、虢、祖、宪、荆、太、擢、宗等，作了一份校勘表。他认为“敦煌本存在诸多点画生硬呆滞之字，如：今、之、文、史、故、泰等字，或捺画僵硬，或笔力软弱，或长短不类，或撇捺不称。结论已经可以不言而喻了，众所周知，欧阳询的楷书在唐楷中以讲究结体著称，但细观敦煌本，字与行的重心多不稳。明显倾斜的情况屡见不鲜。此外，敦煌本最大的马脚露在‘擢秀华宗’之‘宗’上，‘宗’字‘示’部下钩及左点缺刻，而四欧堂本‘宗’字正处原石断裂纹上，‘示’部下钩及左点泐损。由此可见，敦煌本翻刻的底本正与四欧堂本相类。”

                        
            四欧堂本“属”字（尸部下为一横）          敦煌本“属”字（尸部下为二横）

            四欧堂本“宗”字（左下已残泐）       敦煌本“宗”字（左下未泐，疑涂描）

关于“虢”字等避讳问题，施安昌认为敦煌本中“虢”字：“都被人用墨涂去。原因是初唐避讳，李世民祖父名虎。由此证明拓本是唐初从原石拓下来的，不会是后来翻刻本。”而仲威则认为：“其实‘虢’字避讳，虽起于初唐，但中晚唐仍有避‘虎’字讳的情况，如《开成石经》中就避‘虎’讳。唐代翻刻唐碑的例子并不鲜见，宋前出现《化度寺》翻刻本完全可能。”四欧堂本中“虢”和“號”字皆因有泐损，故无法确定“虎”字是否缺笔避讳。柯昌泗《〈语石〉异同评》中有云：“碑文避讳之例，汉人最宽，宋人最谨。唐人避讳虽严，远不若宋。”陈垣先生《史讳举例》第七十六《唐讳例》中亦云：“唐时避讳之法令本宽，而避讳之风尚则甚盛。武德九年，有‘世’及‘民’两字不连续者，并不须避’之令。”也就是说，唐时虽有避讳之法，但法令较宽。只要是不联名字者，也可以不避讳。如“李虎”或“（李）世民”两字连为名字则须避讳，反之，则不须避。故《化度寺》中“虢”和“號”中“虎”字不避讳或不缺笔，应该没有问题。如果仅就敦煌本“虢”字涂墨，即定为唐初原石拓本，此说似难以成立。在避讳方面，也有后人不知前代避讳原委而妄增改例者。可参阅《史讳举例》第七章《避讳学之利用》，此不赘述。

施安昌认为敦煌本比四欧堂本多出“至”、“僧”、“藩”数字，故敦煌本优于四欧堂本。其实并非如此。四欧堂本第二开“至”字旁，吴湖帆有旁注：“至字上半蠹残，非石泐。”第三开“虢”旁边有旁注：“‘藩维蔡伯喈云虢’七字，纸墨伤敝，经前人随意描填，大失神魂。”此或说明施先生可能并未见到过四欧堂本原物。四欧堂本中有吴氏六段旁注，其中包括著名的“化”字旁注：“化度二字经前人描过，校唐拓残字有失。”

王壮弘、张彦生、仲威三人都未见到过敦煌本原物，而唯有施安昌一人见到过敦煌本原物。但为什么施先生会出现某些认识“偏差”？或可能是他忽略了从欧阳询书体结构的本身去予以研判吧？现在四欧堂本精印高仿真本已经出版，而敦煌本的高清晰电子版图片也随处可见，日本书学院也有影印本出版。两者孰优孰劣，孰是原刻，孰是翻刻，大多数碑帖爱好者应该已可作大致的判断了。以我之拙眼而论：四欧堂本与敦煌本似有官摹本与民摹本之别也。我有时不禁因此推测——敦煌本会不会是唐末或五代，民间坊肆翻刻和在市场上流通的习字之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