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提要】在晚清至民国的鉴藏界中，主要可分为三大鉴藏家群体：北京（含天津）、上海（含苏州）、广州（含广东）。我多年来在研究中国鉴藏史时，重点关注四大“板块”：两宋、元代、明末清初和民国时期。在1949年前后，上海有一批著名鉴藏家纷纷移居香港、台湾或海外，他们鲜为今人所知。近年来随着拍卖市场的兴盛，他们再次“穿越时空”前来与我们相见。比如王季迁、谭敬、陈仁涛、陈澄中、陈定山、朱省斋、张文魁、王南屏等人。我多年来一直有一个奢望：就是希望通过非常有限的文献资料，力所能及地将他们从尘封的历史中“发掘”出来。我作为一名鉴赏后辈，对他们充满了深深的感恩之情。而王南屏先生仅凭王安石《楞严经旨要卷》和米友仁《潇湘奇观图卷》两件藏品，就足以名标当代鉴藏史。

美国耶鲁大学艺术博物馆1994年出版    8开精装一册   305页   非卖品  

1981年，谢稚柳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讲学时，香港著名书画鉴藏家王南屏（号玉斋，1924—1985）前来拜访。王、谢两人不仅是常州老乡，据说还是表兄弟（但谢称王为“世姪”）。王当时向谢先生表示：“我可将珍藏的王安石书《楞严经旨要卷》及宋刻龙舒本《王文公文集》捐赠给上海博物馆。你可否助我将上海旧藏所存留二百余件明清书画带至香港？”关于此事，郑重的《谢稚柳传》（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和《海上收藏世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两书中均有记载，不妨参阅。我在此不再详述。但此事直到经过当时国务院总理特批后，历时数年方告完成。而其中的曲折过程，令人心寒，亦足以写成一部小说。

王南屏之父王有林（1900—1989）早年在上海经营染织业，经商之余，喜读书和收藏古书画，家藏宋元明清书画约四百余件。“文革”之后，他将其中九十余件精品，捐赠给上海博物馆。王南屏因此从小耳濡目染，这也是其后来成为著名鉴藏家的主要“诱因”之一。但如果要成为一名真正的鉴藏家，仅仅靠家庭的熏陶还远远不够。王南屏在前清进士舅祖（祖母的兄弟）及其他老师的教导下，从小就接受传统文学训练。他在十六岁后，为了能够与同龄人一道进入现代学校学习，于是向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申请入学，但遭到拒绝，理由是没有高中文凭。后经过自己的不断努力，包括在学校办公室门前长期站立等候，终于获得面试资格，并以优异的国学知识和作文能力而被破格录取。两年后再转往复旦大学攻读国文，在二十岁同时获得无锡国专和复旦大学的双学位。

在大学毕业后，王南屏师从邻居、著名鉴藏家和学者叶恭绰（号遐庵）先生，从此正式进入书画研究和收藏界。从某种意义上说，叶恭绰其实是王南屏书画鉴藏的“业师”。在叶氏的中介下，王南屏以重金购得苏州顾氏过云楼旧藏宋人米友仁《潇湘奇观图卷》（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一时名传上海鉴藏界。当时沪上年轻一辈的鉴藏家如张珩、徐邦达、王季迁等，老一辈鉴藏家如庞莱臣（号虚斋，1864-1949）等，均托叶氏介绍想结识王南屏，并借此一观《潇湘奇观图卷》。而庞莱臣比王南屏年长整整一个甲子（六十年），又均出生于甲子年（鼠年）。庞氏感觉与王南屏“前世有缘”，于是悉意提携，遂出示家藏书画名迹，并传授有关鉴赏知识。虚斋之书画收藏，多由徐俊卿、李醉石（徐邦达业师）和张石园等人“掌眼”。徐、李、张诸人皆精鉴“四王”吴恽，故虚斋藏品中“四王”吴恽作品最精、最多。王南屏为之大开眼界，也为后来专收藏明清书画打下坚实基础。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庞莱臣是王南屏书画鉴藏的第二位“业师”，而其影响力当不在叶恭绰之下。但我至今未发现他当年与上海鉴藏界“教父”吴湖帆交往的有关资料。

米友仁《潇湘奇观图》卷局部（在此图卷每处接缝纸之间，均钤有“玉斋”朱文小印）

当王南屏购藏《潇湘奇观图卷》后，因该图卷漶漫太甚，故拟托名手重新装裱。但被告知不宜重裱，免得再次伤损画面。但也由此认识到装裱和修复对书画保存的重要性。王南屏在与装裱师的接触交往中，亦学到了在古书画装裱和修复过程中，许多偷龙转凤和移花接木的伎俩。而许多名装裱师亦充当书画经纪人，他们熟悉各类藏家的藏品情况，为王南屏的鉴藏活动提供了许多帮助。

1949年后，二十五岁的王南屏携部分书画藏品和资产毅然离开上海，移居香港，在经商之余继续收藏书画和古籍。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加入香港著名的收藏家精英团体“敏求精舍”。1975年在香港出版藏品集《明清书画选集》。晚年移居美国，他临终前将平生收藏的书画分赠给子女继承。1994年美国耶鲁大学艺术博物馆出版了中英文版《玉斋珍藏明清书画精选》（香港印刷），共收入一百二十二件明清书画作品，另有柯九思《墨竹图》轴和张逊《竹石图》轴两件元人作品。中英文撰稿者有高居翰、傅申、李晋铸、黄君实、屈志仁等人。近十年来，王南屏旧藏的古书画时常出现在国内拍卖市场中，且大多以高价成交。

王南屏在未刊行的书画鉴赏遗稿中曾经说过：“昔人作伪，当存忠厚，每于画及题留一破绽，以便后之鉴者有迹可循。如树梢忽发大枝，两屋顶不平行，风中行人之衣与树之风向相背……”等等。又比如题跋中有矛盾，如明人画家而题清人之诗，年款为画家逝世后年份，书画作于书画家从未到过之地方，年号与干支不符等等。这些大多是古人伪赝时故意留下的“暗门活口”，而并非是作伪者的无知之举。王南屏尝云：“鉴赏家如不能辨认出赝品之谬失，而下错误判断，是应该自己负责，不得尤人。”

要想真正了解一个鉴藏家，首先要看他（她）的藏品。从《玉斋珍藏明清书画精选》中的一百二十余件藏品中，我大致梳理出王南屏收藏明清书画的几个“主轴”：吴门画派和苏州籍文人书画家、董其昌和华亭（松江）画派、“四王”吴恽和“小四王”、清代扬州画派等。而其中的“重中之重”或精品所在是沈周、董其昌、“四王”吴恽。他几乎不收藏明初浙派、院体画和晚清海上画派的作品。

王鉴《仿古山水册页》十开之一（北京匡时2010年春季拍卖）

沈周《送金以宾山水图卷》（图后拖尾纸上有沈周行书长跋），是一件研究沈周生平的重要书画作品，曾经被许多研究沈周的专著作为史料而引用。李东阳《诸体书种竹诗卷》（孙克弘、安岐、翁方纲、张大千等递藏），是一件非常著名的书法作品。文徵明《红袖高楼图》轴、文嘉《洗竹山房图》卷、仇英《竹院逢僧图》轴（安岐、刘蓉峰、庞莱臣旧藏）、董其昌《仿倪黄山水图》轴（王时敏、庞莱臣旧藏）、《右丞诗意图》轴（清宫内府旧藏）、《青浦道中山水图》轴（陈继儒旧藏）、李日华《行楷六砚斋笔记》卷（邓实旧藏）、邵弥《松庐清课图》卷（吴湖帆旧藏）、吴伟业《吴梅村先生诗册》六开（叶恭绰旧藏）、王时敏《端午花卉图》轴、《仿倪瓒雅宜山图》轴、王鉴《临董源山水图》轴、《仿古山水册页》十开、恽寿平《没骨花卉册页》十开（高士奇、伍元蕙、庞莱臣等递藏）……等等，皆为传世名作，而且流传有绪。就我的鉴赏拙眼而言，虽然对极个别作品稍有“存疑”，但其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皆为“大开门”真迹，令人过目难忘。

明人李东阳《诸体书种竹诗卷》局部

如果一个鉴藏家的藏品中，有一半以上的藏品是“存疑”或伪作，那他（她）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鉴藏家，而是名不副实的“好事家”。王南屏的确是一个真正的鉴藏家，他绝非是浪得虚名。而他仅凭王安石《楞严经旨要卷》和米友仁《潇湘奇观图卷》的两件藏品，就足以名标当代鉴藏史。

要想全面了解一个鉴藏家，不仅要看他（她）的藏品，还要看他（她）的交游。而一个人的交游，其实是判断他（她）的人品或学识的重要参考依据之一。王南屏在一生的古书画鉴藏经历中，曾有幸得到过许多名家们的提携和帮助。比如他的父亲王有林、“业师”叶恭绰、庞莱臣；以及挚友溥心畬、张大千、张珩、谢稚柳、徐邦达、王季迁等一代鉴藏大家。王南屏在与他们的交游过程中，有许多的故事和“传奇”。可惜无法一一予以详述。我在此只能转述其中的一二件小故事。

当王南屏在购得王安石《楞严经旨要卷》后，因是王氏书迹“孤品”，所以在真伪上颇有争议。他即携此卷飞赴台湾，请溥心畬、张大千等人，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专家们作鉴定。当溥心畬看到《楞严经旨要卷》竟然是用旧报纸包裹着（此卷到王南屏手上即是如此），遂将自己一张仅画了几课树和几块山石的未完稿之画替代旧报纸。溥心畬当年一见《楞严经旨要卷》时，就“惊喜讶为人间奇迹”。后来王南屏一直未用其他包装来替换这张画。1981年，谢稚柳到香港，在鉴赏《楞严经旨要卷》的同时，也见到了这件溥心畬十八年前未完稿之作，他即为之补画了山水，并写有一段长跋，跋末有云“记其始末，以为他日‘王卷’佳话”。

王南屏与张大千在摩耶精舍

当张大千一见《楞严经旨要卷》后，随即开出五万美金的“天价”，要王南屏割爱转让。但被王南屏莞尔婉拒。谢稚柳在香港时，曾特意画了两幅未完小品，托王南屏如有机会到台湾，再请好友张大千补画完成。在一幅画上，谢稚柳画了墨石和柳树。1983年，张大千在石下补画了六条小游鱼和几朵落水桃花，在石上补画了一只小鸟。在另一幅图上，谢稚柳画了二三块墨石。当张大千在补画墨竹时，突然感觉身体不适，随即入住台北荣民总医院治疗。约一个月后遂与世长辞。这是张大千一生的“绝笔”之作。1984年春，谢稚柳又在此图上补画了一枝海棠，并题跋云：“予初写石。南屏世姪乞故人张大千补竹未竞，遽尔下世。兹为补成。对此弥增黄炉之痛。甲子春仲。壮暮翁谢稚柳并记。”1984年，又是一个“甲子”年。而仅一年之后，王南屏在美国因病逝世，享年六十二岁。

据说王南屏生前曾嘱咐家人：他平生的收藏，将来皆可有价转售。但谢稚柳与溥心畬、张大千合作的三幅画——“子孙永宝！不得转售！”

张大千“绝笔”之作（图中墨竹为张大千所画，其他均为谢稚柳所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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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本文中的部分资料，来源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部主任屈志仁先生的《书画鉴藏家王南屏先生》一文（《玉斋珍藏明清书画精选》）。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