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柯律格著、刘宇珍、邱士华、胡隽译《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

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4月   16开平装一册   297页   45元 

柯律格的《雅债》一书在台湾石头出版公司三年前繁体字版后，中文简体字版今年终于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此书石头公司出版后，国内一些专业人士曾写有书评或阅读笔记，“掌声”居多，指瑕极少。平心而论，《雅债》的确是柯氏一部颇费心血的力作，也堪称是他诸多明代艺术史研究著作中的一部佳作。它试图以社会学、人类学、艺术史学和统计学等相结合的方法，还原文徵明书画艺术作品的“社会性”。但是，此书有明显的“预设理论前提”，即柯氏“看来没有什么不是社会的产物，没有什么所谓的艺术品不可以挂在‘商品’的名下”（见郭伟其博士学位论文《停云楷模：文徵明与十六世纪吴门风格》）。另外，我也窃疑《雅债》一书是否受到了高居翰那本《画家生涯：传统中国画家的生活与工作》（1994年英文版）的影响或“启发”？柯氏在本书第三部分《“友”、请托人、顾客》一章中说过：“高居翰《画家生涯：传统中国艺术家的生活与工作》等极富颠覆力的著作，我们对于如何获得文徵明这类人物的书画作品，已少有浪漫的想法。”

对一个艺术家进行重新和深入的诠释，是艺术史研究中的一个学术范畴，本无可厚非。莎士比亚有句名言：“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历史研究的真正魅力亦在于此。但是，有一点应当注意：学术研究不可沦为某个预先设定理论框架的“奴婢”。《雅债》其实应是一本预先就带有“判断倾向性”的艺术史个案研究之作。柯氏要将文徵明的书画艺术和道德人品，从历史文献中的“神圣祭坛”上拉下来，还原其本来的“真实”面貌和创作“场景”。即运用、借鉴西方人类学中的“礼物交换”理论和观念，再以《礼记》中的“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作为“原理”，钩稽再现文徵明交友圈和书画创作的动机与场景。法国思想家蒙田曾经说过：“判断一旦有了倾向性之后，人们的叙述就会不自觉地朝着这个方向偏斜和扭曲。”但如果在学术研究中，一旦有了预设的理论框架后，在文献史料或实物的选择方面就不免会产生有意识的取舍。即对自己有利用价值的史料就情有独钟，而不利于自己观点的史料或实物却“视而不见”，甚至是阉割。

在近年有关《雅债》的书评中，郭伟其的《伟大的艺术家传记——读柯律格〈雅债〉札记》一文（发表于2010年的《美苑》和《美术观察》杂志上）最值得一读。真可谓“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亦如董其昌当年所说：“人尽交口称誉，唯一人冷眼观之。”而且郭伟其指出了《雅债》诸多瑕疵和逻辑抵牾之处。另有最令人匪夷所思一点：“我们却不能不产生疑问，关注文徵明二十余年并于2004年出版《雅债》的柯律格，为何没有注意到周道振的另一本力作，1998年就已经出版的《文徵明年谱》，至少在《雅债》的注释及参考书目中我们找不到一点蛛丝马迹。可以肯定地说，缺少了这一必备的参考文献，柯律格在细节的分析方面无可避免地要大打折扣。”

书评中对柯氏因不参考《文徵明年谱》，而产生的种种瑕疵进行了一一评点。其中典型一例是：文徵明两封信札中有“人事太多”和“人事纷然”的字句，而柯氏居然将“人事”二字释读为“礼物”。而其早年曾在北京大学受过中国语言及文学的专业训练，这应该是有意识“误读”。 还有，柯氏不知庄昶是何许人？他与文徵明是什么关系？其实只要翻阅《文徵明年谱》即可知：庄昶乃文徵明业师也。

对此，柯氏在《雅债》引言中解释道：“本书的目标之一是希望尽可能地应用当时的材料，特别是文徵明自己的诗文。这并非出于认为这些文字是基于实际状况而更为‘真实’，而是因为中国艺术史的研究者直到最近也许都还太依赖事件发生后数十年甚至数百年后的材料，并仍以‘一手资料’看待它们。”这就是说柯氏倚重的“一手资料”就是周道振编纂的《文徵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文嘉编纂的《甫田集》二书，以及与文徵明同时代友人的诗文，而其他人的传记或后人著录和笔记，大多“不足采信”（柯氏语）。

但是，柯氏在有意无意之中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因为周先生的《文徵明集》和《文徵明书画简表》（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二书中，收录有许多疑似之作或伪作。后来周先生在《书法丛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三期、第四期）上发表了《文徵明书法伪作考》、《续考》，以补正他当年的“失误”。但柯氏显然没有读到过周先生此文，真不忍再说他“孤陋寡闻”了。书画伪作上的题跋文字是绝不可以用作研究史料的，因为它们是“伪史料”。这是学术研究中的一个最基本的常识问题。

而柯氏在《致中文读者》中对此进行了自我解释：“是我缺乏书画的正式训练，无论是实际提笔操作，或者是展卷鉴赏。对某些人而言，这短处或许会让我没资格提出什么有用的看法。”在传世的文徵明书画作品中，伪作或代笔极多。而且有许多是文徵明同时代的作品，鉴定真伪的难度极高。西方研究中国书画史的学者（少数华裔学者除外），有一个共同的“软肋”，就是他们大多在作品真伪鉴定方面“一知半解”，所以在此方面避而不谈。而在《雅债》中有几幅文徵明书画作品应是“存疑”之作，尤以欧美公私博物馆和私人收藏的居多。

文徵明《停云馆言别图》轴（柏林东方美术馆藏）本书封面之图

其实应该采用天津艺术博物馆《松下高士图》

在《雅债》第二部分的第二节《“吾吴”与在地人的义务》中，有一幅今藏柏林东方美术馆的文徵明《停云馆言别图》轴，诗后题跋云：“履仁将赴南雍，过停云馆言别，取此奉赠。辛卯五月十日徵明。”下钤朱白方长印“徵明”；图右下角钤白文印“停云”、朱文印“徵仲”。柯氏在文章里写道：“1531年的《停云馆言别图》是为学生王宠所作，虽取停云馆话别之事为画题，然停云馆的样貌却非此图的描绘重点。”柯氏还在《雅债》第三部分的第一节《“友”、请托人、顾客》中说：“如王宠无疑是文徵明的弟子，特别在书艺上，然他同时亦学书于文徵明的友人蔡羽及唐寅，后更娶唐寅的女儿为妻。”王宠不是文徵明的学生（弟子），而是蔡羽的弟子，他与哥哥王守、友人汤珍皆为蔡氏晚年三大弟子。当时蔡、文齐名。

但《停云馆言别图》应是一件伪作。王宠早年字履仁，但约在正德十五年（1520）左右更字为履吉。辛卯为嘉靖十年（1531年），故王宠更字履吉已十余年，文徵明断不会再写作“履仁”。而且《停云馆言别图》是“四胞胎”（上海博物馆也藏一件，款署“丁亥”），在《雅债》第三部分的第三节《艺术家、声望、商品》中，另有两幅与《停云馆言别图》构图设色几乎一模一样的画作：《绿阴清话图》轴（清宫内府旧藏，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松石高士图》轴（今藏天津艺术博物馆）。《松石高士图》轴题诗与《停云馆言别图》相同，只是题跋为：“履吉将赴南雍，过停云馆言别，取此奉赠。辛卯五月十日徵明。”成亲王永瑆旧藏。此图劳继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实录》（第六册）“七人鉴定小组”鉴定此图为“真迹”。但王宠是此年八月份到南京国子监（南雍）参加考试，而非五月。《绿阴清话图》上文徵明行书题字似伪赝。江兆申先生因《绿阴清话图》上有题诗：“碧树鸣风涧草香，绿阴满地话偏长。长安车马尘吹面，谁识空山五月凉。”将此图定为是文徵明嘉靖癸末（1523年）在京城时所作（见《吴派画九十年展》）。似望“长安”二字而生浮想也。但柯氏不擅鉴定，故他对三幅同题材作品的真伪，不知可否。

柯氏在在《致中文读者》中说过：“正如我其他的作品，这本书原是写给英文读者看的，自不可能期待他们对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大人物有所听闻，更别说是对其生平或作品有何了解了。故中文读者或许会对本书的某些方面感到奇怪与不解。”所以柯氏在书中引用的中文史料要少于西方的理论学说，是为了适应特定的阅读对象。但《雅债》的问题还不仅限于此。

郭伟其在书评中因此批评柯氏说：“可是，如果读者在进入这本书之前未曾对以往的文徵明研究有过一个基本的了解，则可能会对主人公产生另外一种误解。柯律格在理论框架下强调了文徵明的人情债务，冷冰冰的术语与数据体现了这种研究的‘科学’态度，然而也许有些读者会与我一样，希望在这个基础上的文徵明能够被还原成一个活生生的人，让我们能够更加细腻地体会到他的所思所感。这一点，柯律格没有兴趣，巴贺霍夫没有想过，也许只有回到高罗佩那个汉学家的时代才能在西方成为可能。”美国著名女性史学者高彦颐（Dorothy Ko）博士在她的《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李志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一书中也曾这样评价柯律格：“他颇具洞察力的分析，仅是为其令人赞赏的目的服务的。”（见该书315页）柯氏其实是将文徵明作为自己研究中的一个实验“标本”，然后再用“手术刀”（理论和观点）去进行“尸解”。貌似严谨科学，暗实无情冷漠。其中某些颠覆性的论述，不禁令人骨寒齿颤。

近几年来，高居翰和柯律格等西方学者的艺术史著作中译本，几乎成为了书画史研究专业人士和业余爱好者的必读之书。我们理应对西方学者的著作不可抱有任何成见，学习或借鉴他们独特的研究模式和思维方法，以便开拓我们的学术视野。但我们也不应过分迷信他们所谓的学术“权威性”，而对那些有明显瑕疵、失误和颠覆性的论述，应该要有所识别和自我警觉，这也正是为了防止我们不再重犯他们同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