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省斋著、谢其章编《朴园日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小32开精装一册。19.8元。

我是在研究张大千居留香港时期才关注到朱省斋（原名朱朴，号朴园，江苏无锡人。1902-1970）其人其事的。后来陆灏先生托友人到香港公共图书馆将朱氏的几种著作复印给我：《省斋读画记》、《画人画事》、《艺苑谈往》和《书画随笔》，我因此对朱氏晚年的书画鉴藏和与张大千的交往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我先后写有《张大千与朱省斋》、《朱省斋与吴湖帆》、《朱省斋其人其事》、《朱省斋鉴藏轶事》等文，我可以说是第一个将朱氏作为书画鉴藏家和书画商人从“尘封”的历史中挖掘出来之人。我对他早年创办《古今》杂志和从政经历兴趣不大，我要研究朱氏究竟是一个怎样的鉴藏家和书画商人，为什么张大千后来会与他“绝交”？

朱省斋有所谓的“汉奸”政治背景（曾挂名任“汪伪”政府宣传部次长）。他后来之所以能够成为国内文物部门的“座上宾”，实与他为《潇湘图》和《韩熙载夜宴图》回归大陆的中介有关。1952年年初，张大千决定移居南美，所以开始筹备资金。但当时张大千已向香港大新银行贷款五万港币，并将董源的《潇湘图》和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作为抵押。由于贷款逾期未还，张大千曾想将此二图出售以偿还贷款。此事被朱氏知道之后，力主将二画卖给大陆文物部门。朱氏后来通过大陆常居在香港的文物收购代理人徐伯郊，以每件一万美金的价格成交，而二画当年的时价起码应在五万美金左右。当年大陆文物部门在香港收购文物时，对交易价格和卖方情况都是高度保密的，有些资料至今尚未“解密”。但是张大千此事却被人有意的曝光和渲染，所以引起了台湾当局的震怒。也使得当初帮助张大千离开大陆的几位军政界的朋友，陷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张大千深感愧对友人，遂开始对朱省斋心存不满，也为两人后来的“绝交”埋下了伏笔。张大千曾因此被台湾当局列入“亲共”的政治“黑名单”中。

而国内的许多研究张大千专著中，都竭力渲染张大千此举的“爱国情怀”，实皆臆想附会。其实，张大千当时已经失去了对《潇湘图》和《韩熙载夜宴图》的实际“拥有权”，售于大陆文物部门实是银行方面所为。朱省斋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带了几张齐白石的画和一些名贵中药材从深圳出境，不料被海关以“走私文物”罪名而扣押。后来通过北京有关人士（据说是夏衍等人）的疏通而脱险离境，但所携财物却被“没收”。此事对朱氏刺激极大，深感大陆有关方面的“翻脸无情”。数年之后，朱氏因患脑癌而病逝于香港，平生珍藏古今书画多归香港某收藏家，近年在国内外的拍卖市场上屡有出现。朱省斋与吴湖帆、瞿兑之、周作人、金性尧、孙邦瑞、黄永玉等人交谊甚深；也与日本诸多大鉴藏家多有往来。

                 吴湖帆为朱省斋所作《朴园图》卷（1944年。右下角“朴园”印）

《朴园日记》一书共收入朱省斋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十九篇文章，或为日记，或为有日记性质的随笔。《朴园日记——甲申销夏鳞爪录》是1944年夏天（8月）日记，以书画鉴赏为多。朱氏在1944年与梁鸿志（字众异，1882—1946）的女儿梁文若结婚，梁氏是著名鉴藏家。因曾收藏有一卷宋代三十三位名人的尺牍，其中有苏东坡、王安石、曾巩、辛弃疾等人的墨宝，梁氏将书斋名曰“三十三宋斋”。梁还收藏一幅传为唐人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像卷》的“国宝”（今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朴园日记》中颇多翁婿两人的鉴赏之事。朱氏出生于一个职业画家家庭（其父名朱述珊），故其精于鉴赏，绝非所谓的“好事家”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鉴藏界中，朱省斋虽财力一般，但“眼光”一流，当在谭敬、陈仁涛、黄般若、徐伯郊、王文伯、周游等人之上，就连张大千也不得不对其褒誉有加。

朱省斋虽然出生于一个职业画家家庭，但是“书香门第”的家境并不富裕。他当年为了能够到上海读书，曾经求助于无锡著名实业家荣德生，但遭到了严辞拒绝。这段刻骨铭心的“遭遇”对他以后的从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对那些“为富不仁”的商人充满了鄙视和敌意。朱氏后来就读于上海的中国公学，在此期间他结识了陈果夫，对他在政治上的影响颇大。毕业之后，他被有关方面派往欧洲考察，并曾在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听课。在旅欧期间，他认识了一些国民党中的重要人士，比如汪精卫、陈公博等人。朱朴回国之后，在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担任编辑。朱朴后来开始了弃文从政生涯，曾先后出任过一些国民政府经济管理部门中的闲职。朱氏这些早年的经历，后来在他的《四十自述》（见《古今》杂志创刊号）中有较详的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