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清泉主编《顾恺之研究文选》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5月 32开平装一册 266页  25元

顾恺之（约344-406）是中国绘画史上最负盛名的人物画家之一，也是一位杰出的画论家。所以任何一部中国美术通史，都不能不提及到他。又传为顾恺之所作的《女史箴图卷》，在20世纪初流至国外，后为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从20世纪下叶起，许多中外的中国美术史学者，都曾对顾恺之的生平、作品和画论等进行过开拓性研究。所以顾恺之研究，几乎是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一门“国际学”。但它也是一座只有少数人才能够攀登的学术“高峰”，因为它涉及许多其他的人文学科。比如文献中记载的顾恺之为瓦官寺所画的《维摩像》，以及日本东福寺收藏接近于瓦官寺《维摩像》的宋人佚名《维摩图》，就涉及佛教史。传为顾恺之的画论《画云台山记》，也涉及道教史和版本学等。而几件传为顾恺之作品的真伪更涉及到难度极高的鉴定学和鉴藏史。

20世纪以来的顾恺之研究大致包括三个主要的学术范畴：（一）顾恺之绘画作品的考证与研究。传为顾恺之的主要作品有三件：《女史箴图卷》（大英博物馆藏）、《洛神赋图卷》、《列女仁智图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其中《洛神赋图卷》还有多种摹本和残本。这些传为顾恺之的作品，究竟是否是真迹？或者是否是晋代或南北朝时期的作品？如果是后人的摹本，它们的“母本”又是哪个时期的作品？许多学者均有各自不同的研究结论。这此方面的研究，有些学者还借鉴和参考了近几十年来的考古成果，比如墓穴画、壁画、出土彩漆屏风画、汉画像等。对顾恺之传世作品真伪的考证和研究，涉及到史料学，还有服饰史、民俗史、鉴藏史和家具史等，所以它的学术难度极高。因为它需要研究者，具有相当高深的综合学术素养，所以一般人都不敢轻易去“碰”。学识不逮，无从下手。在经过了几十年众多学者的研究，现定大英博物馆藏《女史箴图卷》的下限应该可到南北朝；而《洛神赋图》（北京故宫藏本）是宋人摹本，《列女仁智图》则是南宋初期的摹本。在有关顾恺之作品的鉴定方面，杨新、石守谦、陈葆真、王耀庭、巫鸿、韦正、泷精一、古原宏伸等人的论证皆具有开拓性和原创性。

传顾恺之《女史箴图卷》局部之“修容”（大英博物馆藏）

但今人在对宋以前的古书画的鉴定过程中，可惜对所用材料（包括纸绢和颜料等）的研究仍显滞后，这似乎已是古书画鉴定学中的“瓶颈”。今人蒋玄佁先生（1903-1977）曾写有一部《中国绘画材料史》（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虽然在此方面可谓是“开山之作”。但该书以史料文献为主，缺乏可以参考的实物和有关的数据。相对于文献校勘、作品风格和著录鉴藏等的研究，书画材料学的研究已显得刻不容缓，它甚至会影响到中国书画史研究的整体学术进程。

（二）顾恺之画论的整理和研究。顾恺之有三篇画论传世：《论画》、《魏晋胜流画赞》、《画云台山记》。三篇画论均是中国早期最重要的画学论著，首见于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故对后世绘画理论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但这三篇画论，自古相传脱错，谬误甚多，以至“不甚可解”。而它们是否是顾恺之所写，学界一直多有争议。其中尤以《画云台山记》（全文562字）情况最为突出，也最为复杂。傅抱石、俞剑华、温肇桐、伍蠡甫、马采、李霖灿等，以及许多日本学者都先后对《画云台山记》进行过校勘、训诂和注释。

    对《画云台山记》的研究涉还及到版本学、训诂学，道教史等相关学科。因为一字之误，文句难解，歧义遂生。许多学者在对《画云台山记》中某一特殊字的斟勘上，虽大相径庭，然各具独见，也令读者获益良多。因为此研究不仅涉及训诂学和版本学等学科，还涉及到晋代道教史。台湾学者沈以正先生曾根据《画云台山记》的文字，将之复原成一幅《云台山图》（见李霖灿《中国美术史稿》，台北：雄师美术图书公司2008年），颇有新义和参考价值。但顾恺之的三篇画论，可能并非是顾氏之作，写作年代应晚于顾氏的年代。因为文章所涉及的有些内容，与顾恺之所处时代的绘画史和道教史的事实不符。但它们对中国绘画理论的学术价值，却不容轻视和否定。

（三）顾恺之在绘画史上的影响和文化史上的意义。也不妨将之称为后人对顾恺之的“感受史”或“接受史”。顾恺之的历史地位大致是由三个方面先后完成的：在文学上由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在史书上由初唐房玄龄等人撰写的《晋书》卷九十二《本传》；在艺术史上则由晚唐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

    其实，在南齐画家谢赫的《古画品录》中，仅将顾恺之列为九品中的第三品第二人。唐初李嗣真《续画品录》中也列顾氏为“中品上”二十一家中第四人。但自唐中晚时起，顾恺之的地位开始“咸鱼翻身”，并且得到稳固，再难撼动。根据古人特有的宗法观念，从晋至宋的人物画传承谱系是：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吴道子、李公麟。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顾恺之在中国人物画史上的地位，犹如是山水画史上的王维，皆是一代“宗主”。但两人的“宗主”地位，其实依靠的并非是画作流传，而主要是靠文献史料的“传播”。所以后人（尤其是明代人）在鉴定顾恺之作品真伪时，也主要倚重前人的文献记录、作品上的题跋和鉴藏印。只要有文字记录，哪怕仅仅是画名的记录，他们也大多不会提出疑义。在此方面的研究，尹吉男先生的研究论文极具学术独见和启发意义。

邹清泉主编的《顾恺之研究文选》依照上述三个主要的学术范畴，选编了十三篇论文。学者中有我们较熟悉的杨新、方闻、石守谦、陈葆真、马采、金维诺、尹吉男等，所选论文的写作时间从1958年至2010年，跨度约五十年。诚如本书主编在序言中所说：“这些文章，既反映了20世纪以来顾恺之研究所走过的崎岖之路，也反映了20世纪各个历史时期顾恺之研究视野在不同学术语境中的转换。回顾百年来顾恺之研究的学术概貌，对今后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我认为还有几篇重要论文未收入：李霖灿《顾恺之研究的新发展》（1968年）、巫鸿《重访〈女史箴图〉：图像、叙事、风格、时代》（2003年）、王耀庭《传顾恺之〈女史箴图〉画外的几个问题》（2004年）等。另外，许多日本学者的论文此次一篇也未选入，不知是否涉及到版权问题？叹为可惜。

本书所收入的论文或许可以给从事古代美术史研究的人士一些启示：对一个重要画家或画派的研究应该是多方位和跨学科的，因为美术史研究在今天已经公认是一门综合性的人文学科，而顾恺之研究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学术案例。诚如韦力先生在论文中所说的那样：“以往立足于作品的艺术风格，将作品的特点与题跋和历史记载等相印证，由于艺术作品性质的不确定性，传统的研究方法难免有一定的局限性。特别是那些只有摹本流传下来的古代的作品，传统的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就更大一些，这种情况下，考古材料和研究成果，具有相当的价值，它能够提供那个时代的直接的证据。”将《女史箴图》与北魏司马金龙墓彩绘漆屏风画《列女古贤图》作比较，从而进行断代，的确是一个成功的学术个案，极具借鉴和启发的意义。但在对古画的研究和鉴定中，在利用考古材料时必须慎重，因为它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硬将两者的图像进行“比对”，有时会陷入“缘木求鱼”的怪圈之中。

本书主编邹清泉曾获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博士学位，导师是金维诺先生。现任教于广州美术学院艺术和人文学院。著有《北魏孝子画像：〈孝经〉与北魏孝子画像图像身份的转换》（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一书。学术方向是上古美术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