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徵明研究是中国书画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但文徵明究竟初名文壁？还是初名文璧？历来就是一个著名的“公案”。文嘉在《先君行略》中云：“公讳璧，字徵明，后以字行，更字徵仲。”王世贞《文先生传》云：“文先生者，初名璧，字徵明，后以字行，更字徵仲。”徐沁《明画录》云：“文徵明，初名璧，后以字行，更字徵仲。号衡山。”《明史·文苑传》云：“文徵明长洲人，初名璧，以字行，更字徵仲，别号衡山。”另，杨循吉《温州府知府文公墓志铭》中云：“子男三人：奎、壁、室。”黄佐《翰林院待诏衡山公墓志铭》中云：“公初讳壁，字徵明，以字行，更字徵仲。”明隆庆五年刻《长洲县志》（天一阁藏本影印）中云：“文徵明，初名壁，以字行。温州守林之仲子也。”在上述诸多文献中，以杨循吉的文林墓志铭写作年代最早。但就关系亲疏而言，似乎文嘉之文的可信度最高；而王世贞文章的影响力最大，《明史·文苑传》或参考此文。但王氏文中有一“谬误”：文林逝世时，文徵明三十岁。非王氏文中所说的“年十六”。《明史》亦沿袭王氏之误。

文徵明究竟初名“壁”？还是初名“璧”？对鉴定文徵明早年书画之真伪，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绝非仅仅是一字之差那样的简单。就训诂学而言，壁与璧非通假字。壁字原有三义：墙、军垒、二十八星宿之一。璧字后多泛指美玉。文林三子名奎、壁、室，均为二十八星宿之一。据有关史料可知：文壁后以徵明字行，约在四十二岁左右。

清人叶廷琯《鸥陂渔话》卷一云：“相传衡山初名璧，字徵明，因文信国子（超案：子应为弟）仕元，不欲与同名故以字行。然证以其兄名奎，及徵明之字俱与壁宿义近，似应作壁为是。丙申冬，余在叶晋卿栐寿堂观所藏衡山为吴匏庵作《海月庵图卷》，后署‘正德丁丑九月制，文壁’九字，其字从‘土’不从‘玉’，则灼然信其初名壁。且是时年四十八，尚未改名也。”改名是指文壁更名文徵明。叶氏是清代第一个认为文璧有误的学者，也对后人鉴定文徵明早期书画真伪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叶氏文中所言文徵明因初名璧，因与同宗文天祥之弟文璧同名而以字行，似不可采信。因文天祥、文璧与文徵明家族十一世宗文宝是“同所生”，所以文林当年在为儿子取名时，不可能不知道应与祖先的名字“避讳”。当代研究文徵明的学者，如江兆申、周道振等在他们的著作，均将有关文献中的“文璧”，一律改为“文壁”。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伪讹考辨》一书中也说：“凡是写作‘璧’字款的，一定是伪本。”

我近读郭伟其先生的《停云楷模：文徵明与十六世纪吴门风格》（南京师范大学2010年美术史博士学位论文，导师范景中教授。自印本）一书，郭先生在论文中对“文璧”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他在文中引用了上述的叶廷琯一段文字后说：“这大概就是鉴定‘文壁’标准的最初出处了。应该说，发现了徵明兄弟皆有星宿取名，对于确定文徵明的旧名肯定有不小的帮助。可是他却忽视了另外一个重要的细节。在文献中大量存在的‘奎壁’合称既表星宿又往往指代文运，如《明史》载朱元璋尝曰：‘朕观奎壁间尝有黑气，今消矣，文运其兴乎。卿等宜有所述作，以称朕意。’而‘奎壁’又往往写作‘奎璧’。当时以‘奎璧’命名者，远远不止文氏兄弟二人，如元末明初的苏州的段奎即是一例。”（论文16-17页）

在此之前，郭先生还曾在论文中说过：“事实上，在文献中存在着大量可靠的‘文璧’署名，如《姑苏志》以及传为文徵明手书刻本的《莆田集》四卷本等等，充分地说明了文徵明在早期完全是有可能署名为‘文璧’的。”他还说周道振将所见诸书刻本中的“文璧”一律改为“文壁”，实际上对文献整理与鉴定工作不仅无益，而且有害。（论文4-5页）。

郭先生在论文中说“奎壁”又往往写作“奎璧”，但没有其他的文献资料予以证明，故出处不详。如“奎璧”可以“合称”，那奎、璧、室是否也可“合称”？王鏊等人撰《姑苏志》（见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中仅有清四库馆臣在《提要》中写有“文璧”，但此又有多少的说服力？“传为文徵明手书刻本的《莆田集》四卷本”，今藏上海图书馆，在论文中有图片影印。既然是“传”，又何以能证明是文徵明手书真迹？我还想请教郭先生：在海内外公私收藏中，能否找到一二件较为可信的署名“文璧”的文徵明真迹？在许多文献中（包括文嘉和王世贞等人的文章）的“文璧”，难道就不可能是手民的笔误或后人的以讹传讹？它们究竟又有多少的“可靠”性？故郭先生也只能说“文徵明在早期完全是有可能署名为‘文璧’的”。但“完全是有可能”，仅可视为个人推测，而绝非是公认定谳。

文徵明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书画家，所以他早期的书画作品传世极稀。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文徵明书画多、真、精，但无一件署名“文璧”之作。而年代最早的两件书法，是文徵明三十八岁时所写：隶书《跋范庵书石湖诗册》和小楷《题赵孟頫尺牍二帖册》，均署名“文壁”。恕我浅陋寡识，鄙人至今未见一件署名“文璧”的文徵明书画作品，是可信而无疑的。

据说郭先生的《停云楷模》，已列入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明年的出版计划中。在此仅希望郭先生能够对“文璧”的论述再进一步予以考证说明，澄清其中的某些疑问，否则就有可能是学术“瑕疵”——“对文献整理与鉴定工作不仅无益，而且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