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湖帆比陈巨来年长十岁。吴、陈两人定交的具体年月现有二说：戴小京《吴湖帆传略》（上海书画出版社1988年6月）一书中为“一九二六年端阳节”；陈巨来《安持人物琐忆》中《吴湖帆轶事》一文中为“丙寅五月四日晨十时”。丙寅即一九二六年。端阳节（端午节）应是农历五月初五，故陈氏所记“五月四日”或是农历？而农历与公历相差有一个月。另王萍萍所编《吴湖帆常用印款》（西泠印社出版社2006年7月）中，有一方陈巨来为吴湖帆所刻半白半朱方印“吴湖颿”，印下附注说明“一九二六年九月启用”。故依据上述资料可大致确定，吴、陈两人定交的具体日期应为一九二六年五月初或六月初。地点是在陈巨来业师赵叔孺的寓所。其中详情，不妨参阅《吴湖帆轶事》一文，此不赘述。

陈巨来在《吴湖帆轶事》记述“定交”之事中还说道：“湖帆原来所用之印，均为赵古泥、王小侯之作，亦一例废置，且笑谓余曰：‘我自己从此不刻了，让你一人了。昔恽南田见王石谷山水后，遂专事花卉。吾学恽也。’终湖帆一世，所用印一百余方，盖完全为余一人所作者（只余被遣淮南后，有‘淮海草堂’与‘吴带当风’二印为他人所作耳）。”吴湖帆在当时不可能说过上述之话。因为他在一九三O年十二月六日的上海《申报》上，还刊登有《吴湖帆鬻刻印》的润例（王中秀等编著《近现代金石书画家润例》。上海画报出版社2004年7月）。而陈氏所谓的“终湖帆一世，所用印一百余方，盖完全为余一人所作者”，就更属“信口开河”。吴湖帆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晚期至四十年代初期，所用书画印的确大多为陈巨来所制。但在此前后还有许多著名篆刻家曾为吴氏制印，比如方介堪、简琴斋、叶露渊、任书博、吴朴、钱君匋、韩登安等。怎么可能他会是吴氏书画印的“唯一作者”？郑逸梅先生当年可能也读过《安持人物琐忆》稿本，所以他在《吴湖帆精于鉴赏》（《清末民初文坛轶事》，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年2月）一文中曾说：“湖帆所用印一百数十方，其中颇多为巨来所刻。”故郑先生的“颇多”与陈氏的“完全”，实有天壤之别也。                                         陈巨来1926年刻

凡是涉及到两个人之间的事情，我们不能偏听或仅信其中的“一家之言”。如果有可能的话，还要去看看另一位当事人之言。通过两相印证，或许才有可能寻找到事实的真相，那怕仅仅是部分的真相。吴湖帆有一部《丑簃日记》传世（《吴湖帆文稿》。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4年9月），日记的时间从一九三一年四月至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原稿今藏上海图书馆。但非常可惜此是一部“残稿”，其中许多的日记已散佚不存。它是一部研究民国年间古书画鉴藏史和交易史的重要文献资料。通过《丑簃日记》，我们也可以从吴湖帆的叙述中，大致了解吴、陈两人的交往情况。

从《丑簃日记》中可知，吴湖帆与陈巨来主要是刻印关系。吴湖帆曾借给陈巨来《汪尹子印存》（又名《宝印斋印式》）十二册，共计有清初皖派大家汪关制印二千余方，借期长达七年。陈巨来多年以后在《吴湖帆轶事》一文中也曾感激地谈到此事：“余平生治印，白文工稳一路全从此出，故余与吴氏，相交数十年，中间虽与之有数度嫌隙，渠总自认偏信谗言，吾亦回顾当时恩惠，感情如恒矣。”所以凡吴湖帆后来让陈巨来制印，陈氏多欣然为之，有求必应。但从陈巨来的文章中看，陈为吴制印似乎是“免费”的，其实不然。一九三三年四月，陈巨来为吴湖帆刻田黄“双修阁”印。九天之后，吴湖帆即“为陈巨来画金扇，仿杨龙友，以答刻‘双修阁’印者。”陈巨来先后得到吴湖帆画扇有四五十柄之多，大多是以印易画或“索画”的方式所得。而当时吴湖帆画扇润例是：“摺扇三十二元。点景工细青绿均加倍。金碧照例一作四计。花卉同例。”（《近现代金石书画家润例》）另还需加磨墨费（书画店佣金）一成。吴湖帆早年的画润是以黄金（两）计价，后来改为银圆，所以一般人根本就买不起。当年张大千曾有一朋友委托他向吴湖帆求一画扇，并给张大千三十二元支付画润。但后来张大千去取扇时，吴湖帆却要其再交三十二元，因为所画的是青绿山水。张大千在无奈之下只得自己再垫付余款而取扇。

从《丑簃日记》中还可知，陈巨来有时还将自己所画的一些小品，比如墨松等，再让吴湖帆为之补画梅石。而吴湖帆对此常用一个“索”字。比如一九三七年三月，陈巨来为了庆贺程潜（颂云）寿辰，自画松一枝，再“索”吴湖帆“补石以足之”。陈还“索”吴为其《安持精舍印冣》题引首，并为作紫蝴蝶花小帧。在《安持人物琐忆》一书中第十七页上的那幅陈巨来画松、吴湖帆补石、谢稚柳补梅竹并后写题跋的作品，应该也是此类的“索”来之画。而“索”字实有“求取”和“讨取”之意，原本还含有贪婪之贬义。但陈巨来却并不这样认为，他自我感觉非常良好：“湖帆屡为余画，设色墨笔，惟命是听，而且可立索。”另外从《丑簃日记》中还知，陈巨来在制印为业的同时，似乎还从事印石买卖或中介，主要是一些如田黄和名贵寿山冻石之类。

陈巨来在《吴湖帆轶事》一文中曾说：“湖帆每藏一名画、法书，无不取出俾余细读（大千亦如此，叔师、稚柳则秘不出示），吴氏于他人则不然也。”这又是陈氏的“信口雌黄”。当年的梅景书屋，其实还是上海一个古书画鉴赏和交易的“沙龙”或“私人会所”。江浙和南方一带的大鉴藏家和著名书画商人经常出入其间，比如叶恭绰、马衡、冯超然、张珩、张大千、陈定山、蒋榖孙、孙伯渊、曹友卿、徐俊卿、徐邦达、王季迁、孙邦瑞、梁鸿志等等。名家高人云集，犹如过江之鲫。再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吴湖帆会仅让陈巨来：“每藏一名画、法书，无不取出俾余细读。”因为陈巨来不是一位古书画鉴藏家，他对此道几无“眼力”可言。

在《丑簃日记》中确有一段文字记录了陈巨来“俾余细读”之事。即陈氏为吴湖帆珍藏的《隋美人董氏墓志铭》（徐渭仁旧藏初拓本）写观款题跋：“自丁卯迄今十年以来获观不下数十次，丁丑正月巨来陈斚又观因识。”虽然此题跋文字极为普通，但吴湖帆却对之颇为褒许：“如此题款式，可知非泛泛初交与此帖无关者所能办也。（此册巨来为余代求题词甚多。）”原来《董美人墓志铭》上五十位词家的《金缕曲》题跋，有些是陈巨来代吴湖帆所求得来的。试想如果没有这层关系的话，吴还会让陈在他“宝若头目”的名碑帖上“涂鸦”吗？从《吴氏书画记》（《吴湖帆文稿》）中亦可知，为吴湖帆所藏书画或碑帖题跋者，大多为冯超然、王同愈、吴梅、叶恭绰、夏敬观、梁鸿志、冒鹤亭等人。而陈巨来题跋，仅此一例。

                   梅景书屋镇斋之宝之一《隋美人董氏墓志铭》初拓本

陈巨来在《吴湖帆轶事》中还有一段著名掌故，即转述冯超然之言和自己的“亲眼”所见：“古画逢到吴氏，不是斩头，便是斩尾，或者削左削右，甚至被其腰斩。盖吴购得同时齐名之画件时，偶有参差长短，吴必长者短之，阔者截之，务必使之同一尺寸方才满意。”吴湖帆还曾得意地对陈氏曰：“吾是画医院外科内科兼全的医生也。”此虽是陈氏“一家之言”，却流传甚广，几成“信史”。褒之者以为“鬼斧神工”，而贬之者斥为“风雅罪人”。

检阅《丑簃日记》和《吴氏书画记》，未见有此类之事的点滴记录。但有二篇日记中的文字却值得注意：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日：“购麓台仿大痴山水轴。墨笔，至精，与旧藏西庐一轴、元照一轴尺寸相同，诚合璧也。”一九三八年三月廿二日：“伟士、戊吉、巨来，为观余所集四王四立幅，皆水墨，仿子久笔法，尺寸俱同，皆高二尺二寸，宽一尺三寸半也，纸色亦同。余集十年之久，方配得齐整。”或许在吴湖帆所藏古画中，有些因破损而需裁割、修补，并予以重新装裱，故因而某些藏品尺寸相近。但绝不可能如陈氏所言“务必使之同一尺寸方才满意”。吴湖帆在《梅景书屋书画记自叙一》中曾云：“余年十三，课读之暇，辄好弄笔，渐知古人一点一画咸是心血中来，乃遇片纸只字，勉为珍惜，迄今二十余年。”（《吴湖帆文稿》）

陈巨来的确曾为吴湖帆刻过许多“名印”，比如倩盦、梅景书屋、待五百年后人论定、云鹤游天群鸿戏海、万里江山供燕几、但人生要适情耳、好林泉都付与闲人、富春一角人家等等。但我们今人从《丑簃日记》和《安持人物琐忆》中，究竟应该如何“定位”吴、陈两人之间的“关系”？以我的愚见：陈巨来近似于吴湖帆门下的“清客”或“御用印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吴湖帆当年的提携和梅景书屋这个“平台”，陈巨来也可能没有后来的印坛盛名。就此一点而言，也同样体现在张大千与陈巨来之间的关系上。但陈巨来与吴湖帆的交往交游中究竟在做些什么事情？从《丑簃日记》中看，陈巨来不外是制印、闲谈、吃饭、看戏和代办些小事等，此非“清客”所为乎？所以他对吴湖帆在书画创作、书画鉴藏、诗词文章诸方面，均不曾产生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在吴湖帆一生中，有一位至关重要的挚友和知己，那就是叶恭绰。其对吴氏的影响或友情，无人能及。详情可参阅拙文《吴湖帆与叶恭绰》，此不赘述。

                         待五百年后人论定（陈巨来1930年刻） 

在《丑簃日记》中“晚巨来来，长谈”之类的文字，随处可见。陈氏是“夜猫子”，性喜夜生活。有时在晚上九点以后还会到吴寓“长谈”，陈氏向来口无遮拦。社会新闻、市井奇谈、花边绯闻等，均无所不知，亦无所不谈，故吴湖帆也常常为之“谈甚欢”。有一次上午九时，陈至吴寓，相约外出。两人在同出门而方下台阶时，忽然听见三声喜鹊叫。吴湖帆在日记里写道：“真是奇事。余居此十余年，不独出门未闻，即在家时亦从未闻也。余已数年未早起出门，而今日初次而遇鹊噪，心中为之快然，虽无喜讯可言，而其兆则吉也，此亦世人通例，故巨来亦甚快。”从某种程度上说，陈巨来或许也是一只能够给吴湖帆心中带来“为之快然”的“喜鹊”吧？（2011/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