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仁涛墨迹《〈金匮论画〉自序》

我第一次知道香港收藏家陈仁涛的名字，是在杨仁恺先生的《国宝沉浮录：故宫散佚书画见闻考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一书中，但当时并没有特别的留意此人，仅知道陈仁涛是香港一个著名的古画收藏家。近年来由于研习书画鉴藏史，也开始关注香港地区的书画收藏史。在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前后，香港其实是全球最大的中国文物“中转站”，它也见证了一段中国文物回归和流失的历史。陈仁涛在当年出版过有关书画的书籍多种：《金匮论画》、《故宫已佚书画目校注》、《金匮藏画集》、《金匮藏画评释》、《中国画坛的南宗三祖》等，但国内能够读到上述书籍的人极少，就连杨仁恺先生也没有读过。近日，山东泰安的尹墨先生寄赠给我陈仁涛两本旧著的复印本：《金匮论画》（香港统营公司1956年3月初版）、《故宫已佚书画目校注》（香港统营公司1956年孟夏初版）。读其书，而不知其人可乎？我遂开始想了解陈仁涛其人其事。

在没有资料的情况下，就只能到网上去搜索。但没有想到，有关陈仁涛的资料极少，而且还是常常错乱百出，难以采信。从有限的资料里，可以大致上整理出一点陈仁涛的生平事迹。陈仁涛出生于1906年，浙江镇海人。他的祖辈曾是上海著名的杨庆和银楼四大股东之一，所以陈仁涛后来曾担任过该银楼的经理。1935年左右银楼倒闭。陈仁涛还另外开设有上海永兴房地产公司。他在1946年移居香港。卒于1968年，另有一说是卒于五十年代末。杨仁恺先生在《国宝沉浮录》一书中说陈仁涛：“在抗日战争胜利初，曾在东北出任过铁路局长。”但没有发现此方面的资料，故暂时存疑待考。

其实陈仁涛不仅仅是书画收藏家，还是一个古钱币收藏大家。他因藏有西汉王莽时期（9-23年）的一枚“国宝金匮直万”的古币，因名斋号曰“金匮室”。此钱币由两部分组成，上部圆形方孔，篆书“国宝金匮”四字；下部为一铲形，篆书“直万”二字。此钱币造型奇特，据说存世仅有两枚。清初著名藏书家钱曾易黄金千两而得，被世人誉为“古泉中之尤物”，堪称国宝。天津著名古钱币收藏大家方若（字药雨，1869-1955），在1934年将所藏的全部古钱币以十万元之价转让给了陈仁涛，使得他成为了当时一流的古钱币收藏大家。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大陆文物部门以八十万港币之价，收购陈仁涛1700余枚古钱币，其中包括“国宝金匮直万”，后入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国宝金匮直万

关于陈仁涛的古画收藏，他曾经在《读画随笔》（《金匮论画》62页）一文里有简短的叙述：“余收藏古物，始于癸酉之岁；然多留意金石，希及书画。加之，其时宋元名迹，多在故宫；南中名家如狄平子、庞莱臣、张葱玉等又皆争驱竞爽，经营有年；而欧、美、日本挟其资力，竞争尤烈；既问津之莫从，遂移情而别属；势则然。及丙戌旅港，时事多艰；东北故宫之物，世家珍藏之宝，一时麇集岛上。二三年间，余所得董源、巨然、刘道士、孙知微等巨迹，下至历代杰构，并皆希世之瑰宝，前人一生寤寐求之所不可必得更不能毕得者，乃以天时地利之故，皆先后并萃于金匱，洵幸事而亦盛事也。”癸酉是1933年，丙戌是1946年。怪不得我在1950年以前的上海古书画收藏界里，没有看到过陈仁涛的名字，原来他是在1946年移居香港以后才开始古画收藏的，而他早年“玩”的是金石和古泉。

陈仁涛在《读画随笔》一文里还谈了他的古书画收藏规格：“余之收藏，规格凡五：一曰名迹之不见于著录而本身开门见山，识者千口一辞为真迹无疑者；二曰稀见著录而绝未见于图册者；三曰无款而风格可确指谁某者；四曰有款而实非原作，且可确指为某者；五曰大家代表之作足显示其风格，或出奇之作足突破其风格者。”他的五个“规格”不无混乱或自相矛盾之处。如果“千口一辞”都说是真迹，那就收藏。难道就不用自己作鉴定？不见著录和图册，是恐怕有以此仿作赝制。无款又可指认为某家之作，而有款又非某家之作，两者难以理解，难道是指“代笔”之作？难道就不会出现仿作？“足显示其风格”又“突破其风格者”，但如果一个画家只有一件作品传世，那么如何才能确定是“足显示其风格”又“突破其风格者”？这样的古书画收藏“规则”，一是需要大量的资金，因为“千口一辞为真迹无疑者”必然价昂。而所谓的有款和无款之说就难免会购入仿作赝品。

我曾经在朱省斋（1902—1970）的《省斋读画记》一书中读到过，陈仁涛以元人方从义《武夷放棹图》（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与张大千交换一幅“疑似”是巨然的作品。而《武夷放棹图》恰恰就是“千口一辞为真迹无疑者”！也是一件堪称“国宝”级的名作。陈仁涛作为一个久经商场之人，也不稍微动脑筋想一想，当今世上“玩”古书画的人中，有几个人“玩”得过张大千？另外，那里会有以五代人的画与人交换一件元代人的画？世上哪会有如此便宜的“好事”？如果确有此事，那陈仁涛此举实属“走宝”。

陈仁涛曾以重金购藏有董源的两幅“名作”：《秋山行旅图》和《溪山雪霁图》。其实上述两件董源作品都是“存疑”或“传”之作，也没有所谓是“千口一辞为真迹无疑者”。傅申先生曾说《秋山行旅图》是张大千的伪作（见《朵云》丛刊第五十八集《解读〈溪岸图〉》29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另外，陈仁涛收藏的巨然二件“名作”：《溪山兰若图》（今藏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和《江山晚兴图卷》（张大千旧藏，现藏处不详），亦是“传”、“仿”之作，而并非如他“五规格”中所说的“不见于著录而本身开门见山”。其中《溪山兰若图》，何惠鉴和傅申两先生都断代是北宋末、南宋初的作品（见方闻《心印：中国书画风格与结构分析研究》41页，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

如果陈仁涛重金收藏的都是一些有“存疑”的古代绘画，或是他没有收藏过多件清宫旧藏的绘画作品，那我也可能不会去关注此人或阅读他的著作。因为像这样的鉴藏家，就如清人吴修在《清霞馆论画绝句》中所说的“不为传名定爱钱”，实属是“伪鉴藏家”，只会徒添一段书画收藏史的笑谈而已。但陈仁涛为了古画收藏，确实是下过苦功夫的，他除了阅读大量的书画著录和图录之外，还特意学习绘画。他也的确收藏有几件“不见于著录而本身开门见山”的名作真迹，比如宋代刘道士《湖山清晓图》（今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宋徽宗《金英秋禽图卷》（英国私人收藏）、金代“太古逸民”《江山行旅图卷》（今藏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阿金斯博物馆）等。但陈仁涛一直将“太古逸民”款《江山行旅图卷》认定为是北宋画家孙知微（号太古）的作品，因为此图卷末的明人吴宽跋是伪作，而正是伪吴跋中将“太古逸民”定为是孙知微的，故《石渠宝笈初编》也沿袭此说。可惜陈仁涛盲目轻信了古人的鉴定，也陷入了自己设定的“五规格”的怪圈之中。有关“太古逸民”的考证，可参阅《傅熹年书画鉴定集》（河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中的《访美所见中国古代名画札记》一文（该书85-88页）。

陈仁涛在《读画随笔》的《鉴别今胜于古》一则中说过：“论鉴别则今胜于古，何也？古人限于时地，名迹多藏帝室，今人既得流览古人之著录，复得实物图册相比证，如故宫所藏历次展览及影印，东北散出之名迹以及欧、美、日本之图影皆是。目验既多，真伪自判，古人无此眼福也。”（《金匮论画》65页）陈仁涛的上述说法并没有错，虽然在今天看来不过是鉴定的普通“常识”而已，但我仍要转述他的观点，因为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此方面信息的确远远超过前人，所以也并无多少可值得自夸的。但中国书画鉴定学如果想成为一门令人尊敬的现代人文学科，除了信息和天赋之外，最重要的还有鉴定家的人品问题。否则性贪情狡，心迷眼乱，谈何鉴定？

1925年7月，“清室善后委员会”（故宫博物院前身）在清宫养心殿等处点查文物时，发现逊帝溥仪以借赏赐溥杰和“诸位大人”之名目，即盗运出宫书画、古籍和珍玩的文献。遂在1926年6月编成出版了《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后又出版《故宫已佚书画目录》四种一册。仅“赏溥杰单”中所载，就有超过一千余件的历代书画名迹被盗出宫外，由于为了盗运方便和隐蔽，故这批书画名迹多为手卷。此事详情可参阅原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庄严先生的《前生造定故宫缘》（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一书。

这批被溥仪盗运出宫的书画、珍玩等文物，后来又运至长春伪满洲国皇宫。抗日战争结束后，遂大量流向民间，当时古董界称之为“东北货”。海内外收藏家纷纷以重金收藏这些古书画，陈仁涛亦是其中之一。他在《读画随笔》的《名迹浩劫》（《金匮论画》64页）一则中说：“乙酉俄军入满洲，溥仪被掳，所藏书画数千件，一时散出。当时兵火混乱，有持以易饼充饥者，有畏罪烧去者，有用以拭几包物者，有用作燃料以烹茶煮饭者。散失毁灭，几过半数，诚浩劫也。迨局面稍定，识者渐渐收集入关，得善价，消息传播，人多知其事。北平密迩满洲，古玩商乃纠众集资，竞购争收，各有所得。惜余已于丙戌来港，失此大好机会。然北苑《溪山雪霁卷》、孙太古《江山行旅卷》、徐幼文《吴兴清远卷》、姚公绶《梅花》、沈石田《大夫松》亦皆此中物，得分一脔。名画价值，因之骤落。旧藏出让，亦大便宜。三四年后，始复常态。昔年宋元名迹，一生未尝得见者，今得时时欣赏抚玩于几案间，则此浩劫之赐欤！”

从上述文字可知，陈仁涛收藏清宫已佚绘画是在1946年定居香港以后。所以杨仁恺先生《国宝沉浮录》（1991年版）中说：“香港陈仁涛先生，在抗战胜利初，曾在东北出任过铁路局长，对古代书画，亦具鉴赏兴趣，正逢长春伪宫流散出《佚目》的书画，在当时的文物商铺公开出售，他于是有机会和‘东北货’有所接触，难免对见到的、而且符合心意的作品购进一点。”（234页）似乎有误。

根据《故宫已佚书画目校注》（以下简称《校注》）中所记，陈仁涛购藏的清宫旧藏古画除上述以外，还有吴彬《十六应真图卷》、张若霭《岁寒三友图卷》、黄筌《梨花山鹊图》、宋人《寒泽渔隐图》、《云烟集绘》第四册、董其昌《荆溪招隐图卷》（今为美国翁万戈先生收藏）、张若霭、张若澄《合写山水四条屏》等。杨仁恺先生在《国宝沉浮录》中所说的陈仁涛收藏的宋徽宗《金英秋禽图卷》，但在《校注》中标注的藏处为“台湾”。朱省斋在《省斋读画记》一书中所说陈仁涛曾藏有元人方从义《武夷放棹图》，但在《校注》中记“现为香港徐氏所有，闻不久将流入国内。”香港徐氏应该就是当年大陆文物部门在香港的代理人徐伯郊先生。徐先生手里保存有许多当年大陆文物部门在香港购买文物的来往资料，可惜至今尚未“解密”。难道《武夷放棹图》未经陈仁涛收藏？他与张大千交换巨然画作一事系道听途说？

陈仁涛在《读画随笔》的《鉴别之难》一则中云：“鉴别古物，以书最难，画次之，瓷又次之，金石最易。习之既久，数尺外可辨真伪。惟字画一门，虽历代大家亦有失眼时，何况以耳代目寻常好事之徒乎；然亦不必因此灰心，徐究其理，惕踏前失可矣。余为此亲习绘画，以察个中甘苦，则为助良多。”（《金匮论画》64页）平心而论，如果说陈仁涛是一个“好事家”，到有些稍显过情，他是一个刻苦好学和勤于著述的鉴藏家。他之所以未能成为一流的古书画鉴藏大家，或许是由于信息和天赋所限吧？

陈仁涛是1946年移居香港之后才开始收藏古画的，但没有发现他当年与香港的书画商人或收藏家交往的资料。他的古画藏品，后来大多卖给了欧美的私人收藏家或博物馆，有些藏品也出现于近年的国内拍卖市场上。从现在的世道来看，如果一个收藏家能够将藏品持有二十年左右，那就已经可以称为是一个“奇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