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定山51岁时照片（1947年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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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在上海某家拍卖公司2009年春季拍卖预展上，见阅一幅陈定山先生的设色山水立轴，品相颇佳，估价八千到一万二千元。我悄立图前，仔细鉴赏，不忍移目。笔墨设色有石涛韵致，老练遒古。以大披麻皴写岸边峰峦巨壑，近处虬柏、丛篁、古寺。扁舟一叶，断岸千尺。远处遥岑隐约，树杆和远山以浅绛设色，图左上角行书题五言绝句一首。意境悠远，使我不仅暗自叹赏：“好一幅文人诗意图。”而在预展的四五百件古今书画中，此图并不显眼，也少有看客在图前稍作驻足。可能几无人知陈定山为何许人也？而我于十年之前，在一收藏家朋友处首次见到陈定山的一幅高士人物画时，印象极为深刻，从此就记住了他的名字。后知此图仅以一万元成交，明珠坠泥，为之怅然若失。

陈定山（1897-1984）在四十岁前名陈小蝶，字蝶野，原名琪，或名蘧。别署醉灵生，斋号醉灵轩主、萧斋、定山草堂等，浙江杭州人，也是海上著名女画家、才女诗人陈小翠（1907-1968）之长兄。他的父亲是近代著名小说家、实业家陈蝶仙（别署“天虚我生”，1879-1940），前清优贡生，民初时曾“传奇”般代任过浙江镇海知县。当他发现了廉价的海类蚌壳可以成为增白粉的替代品之后，遂弃官经商。陈蝶仙的主要产品是“无敌牌牙粉”，因此淘得“第一桶金”。后来又在杭州西湖边上开设有“蝶来饭店”，以及“蝶庄”和“蝶巢”等房地产。所以陈小蝶是出身于一个富商之家。据传他的母亲懒云夫人亦能吟咏，怀孕十二月才生下小蝶。陈小蝶生而奇慧，十岁即能倚声和唱昆曲。十四岁入上海法政大学读学法律，闻见繁琐的法律诉讼条文和程序之事，乃曰：“此非我所耐也。”遂退学而去。其父又让他另入上海著名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他见同学皆不讲国语而以“鸟语”相夸耀，又不悦拂袖而去。在当年的社会时境中，像陈定山那样的富家子弟对新式教育如此反感也实属“另类”，颇难以想象。而其父亲陈蝶仙当年竟然对儿子的“反叛”行径予以“默认”和“放任”，更是一件不可思议之事。

陈蝶仙雅好通俗小说，经商之余日日与当时海上的小说家相谈甚欢。陈定山因此耳濡目染，对之也极有兴趣，于是决定以写作为业。陈定山十六岁开始与李常觉合作翻译英文小说，学林琴南文风。由李氏口述，陈小蝶以文言文译出，据说每小时能写二千余字。并发表于当时由恽铁桥主编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一时名闻天下，洛阳纸贵。陈小蝶所得稿酬，大多提供给父亲做研制新产品的实验经费。陈小蝶在当时的文坛上被列入所谓的“鸳鸯蝴蝶派”文学阵营，故与周瘦鹃、包天笑、毕倚虹、秦瘦鸥、郑逸梅等人气息相投，而与“新文学”派阵营则楚汉分明，泾渭有别。陈小蝶除卖文之外，还鬻书卖画。

陈小蝶在1923年左右就开始订润鬻书买画：“尺页扇面三元。中堂四尺六元。五尺八元。六尺十二元。过大不应。横幅倍之。屏条减半。书例又半之。”但迄今未知陈小蝶在书画上是否有名师传授。在1940年吴湖帆与陈小蝶联名所订的画润是：“扇面尺页（以一尺为限）每件五十元。手卷每尺五十元。直轴二尺者一百元。三尺者一百六十元。四尺者二百四十元。”从中可知，当时在书画市场上陈小蝶的润例竟然与吴湖帆相同。为什么吴湖帆会与陈小蝶同订润例，为之扬誉？可能是陈定山曾出任过上海商会的抗敌后援会副主任之职。而吴湖帆则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这在他的《丑簃日记》中有非常具体的显示。在同一画润中所附的“吴门弟子”中，王季迁、徐邦达、应野苹（平）等人的画例为：“整张四尺至六尺每尺二十五元。八尺至一丈每尺三十五元。横幅加倍。立轴照整张例八折幅式。幅式照整张去十分之三。屏条照整张例六折。”另外，朱梅村和陆抑非的画润还要低许多。在后来几年间，陈小蝶的画润一路上扬，虽然不敢说是当时“一线”名家的润例，但起码是在“二线”画家中的前列前矛。山水、人物、花卉、松竹，无所不能，无一不精。

在1947年出版的《中国美术年鉴》中曾评论陈定山的绘画时说：“其笔墨于洗练以后转趋繁复，千岩万壑，气韵无穷，盖收子久、山樵、香光、麓台为一家。又身行万里，胸贮万卷，故能变化于笔墨之外。诗书雅度，醰然自足。吴湖帆尝称‘蝶野画仙乎’。吴子深云‘吾平生于画无所畏，独畏定山，每一度相见，必有新意’。其造诣盖如此。”陈定山还是当年著名的鉴藏家，尤精鉴明清书画。又是一位艺术评论家和艺术活动家，是在书画和京剧方面绝对有“话语权”的重量级人士。陈定山也是一位名“票友”，曾与许多京昆名家联袂同台献艺过。当年凡是外埠来沪卖艺的大牌名角，大多要向他送帖或“拜门”，恳请其为之捧场或撰文褒誉。陈定山的如夫人郑十云（原名美云），曾是当年海上花国名伎之一，工擅青衣，色艺双绝。陈定山遂为之赎身娶归，妇唱夫随，犹如人世间的神仙眷侣。

1940年，陈蝶仙因为战乱而将实业迁移到成都、昆明，陈氏兄妹滞留于上海。因为陈小蝶曾担任过上海市商会执行委员、兼抗敌后援会副主任，而被日本占领军宪兵队逮捕，后经家人和友人营救出狱，但已被囚禁了七天七夜。经此打击，陈小蝶从此改名“定山”。另有一说，陈小蝶因曾经购地浙江东阳定山以作归隐之所，遂更名“定山”，颜斋号曰“定山草堂”。并自镌一印曰“小蝶一名定山”，由之配之，终身不去，以鬻书卖画为生。在1948年左右，陈定山毅然舍弃家族产业，携妻儿渡海迁居台湾，自我放逐。曾先后在多家公私大专院校教授诗文，并在报刊杂志上撰写章回小说和随笔，亦卖画鬻书。他在蛰居阳明山时，因感来台时空无一物，遂名斋号曰“萧斋”，有凄凉、衰落和寂寞之意。后又迁居台北县永和居大厦七楼，名斋号曰“七层楼”，因请篆刻家王壮为先生治一印曰“永和老人”。

陈定山在台湾时，常与张大千、于右任、溥心畬、周弃子等交游雅集，故在当时台湾的文坛艺林“辈份“颇高，人皆尊呼为“定公”。陈定山诗文歌赋无不精擅，所以从他的书画风格来看，纯属典型的“文人书画”，笔墨韵致，简淡玄远。一个书画家的笔墨取向和艺术观、美学观的形成，往往离不开其人格或学养的深刻影响。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文人书画”？它就是将书画看作是为了抒发个人的情怀，追求个性发展的一门艺术；所以文人书画与诗文一样，都是直抒胸臆的一种形式而已。诚如苏东坡所言的那样：“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

我今年托台湾朋友购得陈定山旧著《春申旧闻、续闻》一书，是台湾世界文物出版社1978年的初版本，收入掌故随笔有九十余则。我对陈先生的诗词和章回小说等兴趣不大，但对他的掌故随笔集和画史研究著作则颇有兴趣。《春申旧闻》和《续集》，都是陈先生在台湾报刊上专栏连载的掌故随笔结集。上海在战国时代为楚国春申君黄歇的封地，所以上海又称“春申”，《春申旧闻》即是“上海旧闻”。文人逸事、艺坛杂俎、风俗市情、社会秘辛、菊坛掌故、勾栏风月、黑道传说等等，一应俱全，引人入胜。那种对往昔繁华岁月的追忆和回想，犹如明末张岱的《西湖梦寻》和《陶庵梦忆》一般的沧桑之感，又有一丝好梦沉醉难醒的隐约之痛。尤其是他对当年上海风月场中的那些舞女、歌女和艺人们真实而又略带真情的回忆文章，使我联想到了清初文人余怀的那本名著《板桥杂记》。白头商女话当年，往事怎堪回首？

但我在阅读陈定山的文章时也有略微注意到，他所写的某些具体事件在细节和在时间上，也极可能那些事件和人物，他也是听说和据传闻得来，故无法予以考证。如此众多的人物和事件，所以其中的某些误记或“失真”也在所难免，但我还是对陈定山那惊人的记忆力表示折服和敬佩。我深信有些应该是他在记忆上的偶尔失误，而绝非是为了卖文而有意和无意地杜撰或虚构出来的。

赵孝萱先生曾经在《台北旧式文人的上海想象》（《万象》杂志2001年11月）一文中说过：“陈定山文章不断触及过往如梦的论述，但是今天又何尝似真？现实的一切对他也杳如虚幻梦境一般。过往如梦，但‘梦醒’后不熟悉的真实，反而更像梦境般遥远。杭州是陈定山的故乡，是血缘上的根；上海则是他文化与资产上的根。所以陈定山其实在灵魂上拒绝离开上海、离开杭州；所以他根本不是活在台北、活在现实的人。”陈定山可以说终身是一个旧文化的“遗民”，也是一个终身有着浓郁“上海乡愁”情结之人。但陈定山和他的友人们始终与那个诡谲莫测的年代若即若离，他们甚至愿与黑道闻人（尤与杜月笙交谊甚深）或薄悻艺伶深交，也终身不愿与那些“特定人士”们往来。因道不同与志不合，遂敬而远之，各自行走在人生的路桥之间。

陈家父母、兄妹、妻儿、侄甥皆擅长翰墨诗文，有名于时。一门风雅，堪称近世少有。朋友还随书附来一张陈定山七绝行书立轴的照片，诗云：“年光回望山川媚，草木仍留旧烧痕。试问东风在何处？数枝烟柳入江村。”署年“庚子岁首偶得”，庚子岁首应该是1960年春节前后。故国烟柳，烬余草木，梦绕魂萦。诗境幽远，有独立苍茫之致。陈定山与妹妹陈小翠感情至深，他移居台湾后曾有一纪事诗云：“大妹前时有家书，含愁待寄更踌躇。呼儿检点文中忌，删得全信一字无。”陈定山之诗，诚如其父当年所评：“小蝶之诗如橄榄，入口苦涩，不能下咽。”陈定山书法风格有较为明显的唐人虞、欧、褚、李诸家笔墨韵致，淳厚端庄。

每当我读到陈定山的诗、鉴赏他的画、看他写的书时，仿佛见一个旧式名士文人、一个书画家、一个鉴藏家正穿越时空前来与我相会。两人蓦然凝眸，心中溢满的都是人琴之恸。（2010/4/29/初稿，10/13删改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