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读消夏记之董其昌年谱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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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道斌著《董其昌系年》 文物出版社1988年3月初版一印
郑威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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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1555-1636)在中国文人画的发展史上,应该可以与苏轼、米芾、赵孟頫相提并论,名垂千古。苏轼开创了理论,米芾尝试了形式,赵孟頫将之成熟,而董其昌则是对文人画做了清算、总结和构建。他具体表现在著名的“南北宗”绘画理论,它具有苏轼捏合诗画一样的重要意义。从北宋到晚明以前,书画史主要是在苏、米、赵三人的理念影响下发展;到晚明至清代以后的三百年书画史,则多在董其昌的影响下演绎,甚至可以说董其昌对后世书画史的影响力超过了上述三家。董其昌不仅是书画家、鉴藏家、学者、禅学家和艺坛盟主,而且还是一个精熟和立足于传统文化的哲人。美籍华裔学者高木森先生就曾经说过:“董其昌是晚明画家群中最具有哲学慧眼之人。”
其实董其昌的生平或书画理论并不复杂,但是后人由于各自不同的观念、学识和社会环境等因素所致,故对他的评价历来就有天壤之别,甚至是误读、误解,也使得董其昌成为中国书画史上一个极具争议性的历史人物。但赞誉者也仅是一知半解,而贬低者大多吹毛求疵。但如果将清代以后文人画所形成的某些陋习或弊端,强加于董其昌的名下,则有失公允,也与历史真相不符。因为,有这样的史实证明:龚贤、石涛、八大山人、王原祁等清初杰出的绘画大师,其实也是“取曹溪一滴而放荡江湖”的。他们都深受董其昌的熏染和影响,甚至可以说是“私淑弟子”。
在近三十年来的国内外书画史学界,有关董其昌研究的专著和论文不计其数,但关于董其昌年谱的编纂却仅有数种。日本学者藤原有仁、中田勇次郎和古原宏伸等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首开先河,但从内容上来看颇为粗简。在八十年代后期,国内的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任道斌先生出版了《董其昌系年》、上海博物馆研究员郑威先生出版了《董其昌年谱》,两书皆堪称是发轫之作。虽然已时过近二十余年,但至今仍是董其昌研究的重要参考书籍之一。
任、郑两人的董其昌年谱(系年),主要是董其昌书画作品、鉴赏题跋、诗文作品的编年史,所以两种年谱的主要资料来源是董其昌诗文集、明清各家书画著录和鉴赏书籍等。但是,传世董其昌的书画作品或书画鉴赏题跋的赝品极多,这个问题同样存在于各家书画著录书籍之中。如果是传世作品,我们尚可以做出鉴别;但如果是已佚之作,就非常有“风险”,故应多加慎重。所以,如果将那些无法确定为是真迹的书画作品,而不辨真伪地记载于年谱(系年)之中,应属学术“瑕疵”。在明清以来的书画家作品中,董其昌书画赝品流传之多(尤其是书法作品),可能仅次于石涛。董其昌书画赝品出现的高峰期在清代初中期,而石涛书画赝品出现的高峰期则在清末民国。
由于《董其昌系年》和《董其昌年谱》是两个学者各自所编写,所以就造成了在同一年的谱记里,有些作品《系年》有记录,而《年谱》里则没有记录。有些《系年》里没有记录,而《年谱》里则有记录,所以就有了各自的“疏漏”或不同的记录,这主要是两人掌握和运用的资料不同所致。故最好同时检阅两书,而如果仅阅读其中的一种,就有可能会造成某些资料上的“疏漏”或“缺失”。
比如董其昌在万历三十九年画有一卷著名的《荆溪招隐图》,落款为“辛亥人日”(即1611年正月初七),水墨纸本。现为美籍华裔收藏家翁万戈先生收藏,屡经著录和出版。郑威在《董其昌年谱》中的该年条目下有记录。而任道斌《董其昌系年》中却只字未提,令人不解。另外,关于董其昌的卒年月问题,郑威认为是崇祯九年(1636年)的九月二十八日。依据是天津历史博物馆藏《陈继儒致王时敏札》中所记。而任道斌认为是该年的八月中秋以后,但未见有具体的资料证明。董氏的卒年应该采用郑威之说。如此之类,难以一一详述。所以应该将两书“配套”阅读,并一定要做独立的辨析和取舍。
近十年来,董其昌又有许多传世的书画作品出现和新材料的发现,也可以填补任、郑两书的不足。在此不妨建议,如果任先生和郑先生以后有可能的话,应该将两书再做修订或增删。在我们已知的历史中,永远都有某些空白之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艺术史研究其实也就是对史料不断地发掘、补充和辨析,最终让事实真相还原的过程。
近二十年来国内外出版的关于董其昌研究专著或论文集,我绝大多数已购读。但目前尚缺王永顺编《董其昌史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一书,还准备到上海图书馆去将董氏《容台集》一书复印。如果研究中国书画史或鉴藏史,那就一定要花大力气去研究董其昌。因为我认同这样的学术观点:“在某种程度上说,一部明末清初的山水画史其实就是董其昌绘画思想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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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阅读]
1、傅申著《董其昌书画船:水上行旅与鉴赏、创作关系研究》。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美术史研究集刊》第15期(2003年9月出版)
2、[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