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吴湖帆《红树室图》（1932年）、谢稚柳《红树室图》（1955年）和名人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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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老一辈的书画鉴藏家中，陆丹林先生（约1897-1972）的书画收藏遗珍是我亲眼鉴阅最多的。虽然我所鉴阅的这些遗珍恐怕是陆先生生前收藏的十分之一二都不到，但是我仍然曾想为之撰写一篇《红树室书画遗珍录》的文章。又因为种种不方便详言的原因，故此文我目前暂时难以撰写。通常而言，在民国年间或民国之前，如果某人可以被称为书画鉴藏家，那此人应该是以收藏古书画为主。而在民国年间被称为鉴藏家的陆丹林，却是一位以收藏同时代友人书画而名标鉴藏界。郁达夫先生（1896-1945）曾在1938年题《红树室书画集》一诗中亦有赞曰：“不将风雅薄时贤，红树室中别有天。”回顾中国书画鉴藏史，不乏以收藏同时代书画家为主的鉴藏家。如果我们仅就明清两代而言，明末清初的大鉴藏家周亮工（1612-1672）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所以，如果想要给陆丹林的鉴藏作一个粗浅定位的话，那我认为他应该近似于周亮工。

陆丹林早年的生平和经历有点复杂，他的出生之年也略有不清。现有三种说法分别是1895年、1896年和1897年。逝世年月可以确定是1972年7月3日。广东三水（今属佛山）人。陆丹林在“黄花岗起义”（1911年4月）前就加入了同盟会，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一些国民党中“元老”级的政治人物，曾有过一段短暂的从政经历。后来他来到上海发展，逐渐远离政治圈子，加入著名诗人团体“南社”，并开始从事报刊编辑，先后曾主编许多报刊杂志。尤其以文史和书画刊物而闻名，堪称是当年国内和港澳两地的第一“名编”。在中国政坛上可能少了一个政治家或政客，但多了一个文化闻人、报刊名编、美术史家和书画鉴藏家。

在陆丹林主编的诸多报刊中，先后有《国画月刊》和《蜜蜂画刊》等书画刊物。因为他曾经是上海国立艺专、重庆国立艺专等校的教授，又是当时著名书画社团“九社”成员、中国画会理事，并编著有《枫园书画录》、《红树室书画集》、《美术史话》和《艺术论文集》等书。所以他在当时的书画界和篆刻界极具“名望”和“人脉”，大江南北或海派京派的“一流”书画和篆刻名家，与他几无不熟且多有深交。据说齐白石当年也曾想要送他画作（白石老人平生极少无偿赠画），欲求其为己扬誉。但因陆丹林喜欢的是真正的文人书画，故而婉谢不受。我因为没有阅读过陆丹林关于古代书画方面的文章和专著，所以对他在此方面的鉴赏品味和审美趣向，不敢妄自评议。

在我所鉴阅到的陆丹林旧藏书画遗珍中，我发觉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就是他对书画手卷这一形式情有独钟，几近“痴迷”。手卷又称长卷或横卷，它原来是书籍的一种特有形式，但用于书画大致是在晋代时初具雏形。手卷一般从右至左可依次分为“天头”——“引首”——“画心”——“尾纸”（又称“拖尾纸”）四个部分。手卷原来是适合于一个人独自鉴赏的“私密媒材”的特殊形式，由于古人在几案或画桌长度方面约束的原因，所以在鉴赏时往往是只有一个人可以独自操控展开和收拢，其他的旁观者只能随“主观者”的舒展而陪同鉴赏。

在北京嘉德国际拍卖公司2006年12月秋拍中，有张大千和吴湖帆、谢稚柳三人两幅《红树室图》长卷。张、吴两人合作的《红树室图》横98.2厘米，高26.5厘米，作于1932年；谢稚柳的《红树室图》横69厘米，高24.5厘米，作于1955年。均为纸本设色。引首为章士钊隶书题：“红树室图。丹林先生属题。章士钊。”另外还有谭延闿等人题签。在拖尾纸上有现代文坛名家三十人题跋，长达数米。计有陈三立、叶恭绰、谢无量、陈夔龙、郑沅、冯文凤、夏承焘、李宣倜、潘飞声、赵尊岳、梁鸿志、夏敬观、陈小翠、易大厂、龙榆生、黄濬、诸宗元、符铁年、刘成禺、杨千里、向迪琮、张尔田、冒广生、瞿兑之、沈尹默、钱瘦铁等。

如果你对现代艺林文苑稍有些熟悉的话，你一定会惊叹不已，如此多的“一流”名人、学者和书法家竟然会为一幅应酬小品题诗作跋。尤为难以想象的事，这些题跋绝非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天南海北之人集聚一堂，几乎是一次纸上的文人“雅集”。也使得我们不得不领教了陆丹林当年的“能量”之大。恕我少见寡闻，在一件近现代的书画作品上还从未有过如此多的名人题跋。从更深的层次而言，陆丹林对手卷的这一特有的书画形式的“把玩”或“玩赏”，其实是对一种日趋式微的传统士大夫的审美情趣的向往和传承，鉴赏品位是一个鉴赏者综合素养的直接体现。将画、书、诗、印合于一件长卷之中，也正是古典平面视觉艺术中的美学理念的一种完美体现。

在陆丹林旧藏的书画遗珍中，还有张大千《匡庐观瀑图卷》和三十七岁生日时诸多名家所画的《百花图卷》等，在拖尾纸上亦是名家题跋累累，真令人叹为观止。在书画作品上或拖尾纸上作题跋古已有之，但它最早出现的时间现已无法考证。它盛行于明代初期，到晚明已经蔚然成风，几乎是每卷皆有题跋，但也多是数位雅道之友的题跋。而像陆丹林那样几乎将同时代的海内名人“一网打尽”者几无，如此累累长跋（而且还不止一两卷），也就他一人能够做得到。在叹为观止之余，也不得不誉之为“奇迹”。将一二件普通的书画小品，演绎成一场艺文雅集，一份友情记录，一种翰墨因缘，陆丹林做到了，而且在近百年中也只有他一个人做到了。前无古人，将来也不可能会有来者。 

                                                                    谢稚柳《红树室图》（195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