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朱省斋似乎已成为一个“出土文物”，有许多研究现代文学史和民国书籍、期刊版本的人开始关注此人，并屡见有相关的文章发表。在拍卖市场上也时有他旧藏的书画出现。我对他的“仕途”生涯和《古今》杂志并无多大兴趣，而我所关注的是朱氏作为一个收藏家、鉴赏家和书画商人的身份，以及他与张大千从称兄道弟的挚友到后来两人反目“交恶”，甚至老死不相往来的事实真相。我已写有多篇关于他与张大千、吴湖帆等人交往的文章，观点已经非常明晰，也自信并无重大的“谬误”，所以在此不再赘述。

我通过对朱氏的《省斋读画记》、《画人画事》、《艺苑谈往》和《书画随笔》四书的阅读研究，想对他作为一位赏鉴家和书画商人来做一个大致上的“定位”。也就是说朱氏究竟是一位怎样的赏鉴家和书画商人？他出身于无锡书画世家，似有天赋，从小耳濡目染，应该也会书画，但因至今未见他的书画作品，所以对他的书画水准不敢妄下定论。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朱氏是一位读书多，著述勤、赏鉴精、交游广的鉴藏家和书画商人，应无多少疑义。他曾经写有多篇关于赏鉴家和好事家的论述文章，就阐明了自己的鉴赏和收藏理念。在《书画随笔》一书里，也有《赏鉴家和好事家》和《论鉴别之难》两文，详细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在明清两代：“够得上称赏鉴家的至少还应该有董其昌、陈继儒、李日华、詹景凤、张丑、王时敏、梁清标、周亮工、卞永誉、宋犖、耿昭忠、孙承泽、高士奇、曹溶、梁章钜、缪曰藻、安岐、庞元济诸氏。至于当代，则张大千、吴湖帆、张葱玉三氏，众望所归，堪称巨眼，尤其以张大千为此中祭酒，已是世所公认的了。”上述人物中，的确皆堪称是世所公认的真正赏鉴家，而无一人是所谓的“好事家”。

朱氏还认为：“赏鉴家不仅要闻见之广和学识之博而已，最重要的是还要是特具‘襟怀’。我最佩服柯敬仲（君超注：即元代著名鉴赏家和画家柯九思）的一句话：‘看画乃士大夫适兴寄意而已。’还有，米元章也说得极为透彻，在他的《画史》有曰：‘今人收一物，与性命俱，大可笑。人生适目之事，看久即厌，时易新玩，两适其欲，乃是达者。’”适兴寄意的鉴赏境界，说说容易，但真正做到却非易事。从朱氏的书画赏鉴文章里看，我认为他可以说是基本上做到了。他曾在香港购藏一件八大山人《醉翁吟琴操书卷》，原为张大千恩师曾熙旧藏之物，后归大风堂珍藏。张大千早年因帮朋友筹款办学而将此书卷与另一幅八大画卷赠之。后友人将此两卷书画抵押给王一亭，却因故未能赎回。张大千三十余年难以忘怀。朱氏知此书卷的递传经过后，慷慨将书卷无偿寄赠给已移居南美的张大千，张大千感激之情可想而知。有一种物归所好，聚散得失不惊，过眼即为我有的境界。如此境界，在现代鉴藏家中，仅叶恭绰、张大千、张珩等数人仿佛有之。

中国的书画著录史自从明人朱存理开始，将作品上的题跋文字记录下来，这一撰写方式无疑具有一种“革命性”的创举。清初卞永誉的《式古堂书画汇考》一书又有了一个撰写体例上的飞跃，他将作品的质地、形式、题跋，甚至将画上或画外的印章，全部做了详细的记录。虽然在他之前也有人记录过作品上的印鉴，但是少有像卞氏那样的有意和用心为之。从而使得书画著录能够成为后来考证流传和鉴定真伪的重要依据之一，也使得中国书画著录的优秀撰写体例基本确定下来。在朱省斋的书画鉴赏文章中，也有许多的书画著录文章。比如在本书中的《黄山谷伏波神祠诗书卷》、《名迹缤纷录》、《唐贤首国师致新罗义想法师书卷》、《赵氏三世人马图》、《赵孟坚梅竹谱诗书卷》、《唐韩滉五牛图卷》、《沈石田送吴匏庵行卷》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朱氏在撰写此类文章的体例基本上也是延续了这一优秀的传统著录方法，除详尽记录作品内容和作品上的诗文题跋之外，还最大可能地弄清楚这件作品的“前世今生”。有时也记录是在何时、何地、何人处见到这件作品，在此之前，又是从何人处以何种方法购藏的，以及当时的交易价格。因为艺术品的递藏非常注重它的“身份”（“档案”）或出处，也就是它是否“流传有绪”。而过去的书画著录家往往忽略此点。以我的拙见浅识，朱省斋所著录他曾经鉴赏或收藏过的古代书画作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的参考价值并不在近人庞莱臣《虚斋名画录》、叶恭绰《遐庵清秘录》、张伯驹《丛碧书画录》和容庚《颂斋书画小记》等名著之下，而且这种参考价值正在日益的体现出来。

    按当年的有关资料分析，朱省斋于1949年左右匆匆离开大陆移居香港时，除随身携带了一些自己收藏的书画作品外，几乎是“净身出门”。他后来蛰居沙田，开始从事书画买卖时的启动资金应该就是这批书画。由此也可以说他在当时的香港鉴藏界里，恐怕连前二十名也未必能够进入。并非其他原因，实是因为资金财力有限的缘故。但是，他的确是一个具有“好眼力”的鉴藏家和勤奋的书画商人，就古书画鉴赏方面而言，他比同时代的一批香港书画商人确实胜出一筹。如黄般若、高岭梅等人惜大多仅是精鉴近现代名家书画或粗鉴古书画而已。

    在鉴藏界历来就有所谓“检漏”或“吃仙丹”的传奇故事，即以较廉的价格收到价值巨大的物品，或一举成名，或一夜暴富，由此改变人生。但这取决于一个人平时炼就的“好眼力”和临场的当机立断。朱省斋有一种与身俱来的“好眼力”，因此可弥补他在资金方面的不足。在《马公显〈春郊蹇策图〉》一文里，就有他“检漏”的传奇故事。马公显是宋代山西河中（今山西永济）人，宣和年间画院待诏，工人物、山水、鸟兽，堪称一代名画家。他的弟弟马世荣，是“南宋四大家”之一马远的父亲、名画家马麟的祖父，所以马氏一门堪与元代赵孟頫家族、明代文徵明家族相媲美。但马公显存世真迹几无，日本京都南禅寺收藏的《药山李翱问答图》轴（图上无款印），虽是被日本政府定为“国宝”，也仅能以“传”或“款”定之。

    某年秋天，朱省斋在日本东京上野的一家小古董铺里，见一大堆杂画中有一小木盒，盒上写“马乘人物马公显笔”的字样，里面还有一个署名“常信”题签和另一印章为“荣信”的题签。打开画幅一看，绢本水墨，虽已色黯底浅，而满幅灵气氤氲，神采飞动。图绘五个高士骑驴出游，一僮子作伏地拜送状，画面上另有垂柳数枝，临风摇曳。此图上有“公显”两字朱文方印。如果你不熟悉两宋画史，不熟悉宋绢和宋人笔墨特性，而仅凭盒上的题签，你是绝不会将它视之为是马公显真迹的。但朱氏却有此“好眼力”，此时已知今天定要“检漏”而“吃仙丹”了。但他当时却有些神经紧张和惊心动魄了，就急忙问价。唯恐有失，竟不还价，一口答应下来。但倾其随身所有资金，尚缺很大一笔余款。就急用电话联络朋友筹钱，其中有两位朋友帮他慷慨筹借到所需余款。款清之后携画迅速离去。他后来在文章里写道：“我得到了好像中了头奖似的，兴奋痛快，几近疯狂，当晚就请那两位朋友到我寓中狂歌痛饮，顷刻间尽了十瓶啤酒。”因此图堪称“国宝”，所以对朱氏一反常规，而尽露“失态”之举，也应该可以理解。第二天，张大千在闻知之后，即连忙冒雨前来观赏，一面连声叫好，一面祝贺朱氏得此绝品。并挥毫为之作长跋。考定“公显”印是宋人“水印”，确然可信。并认为“常信”和“荣信”均为康熙时“海东名画家”，两人是师徒关系。张大千又认为原题“马乘人物图”略有不符，并为之重新题名为《春郊蹇策图》。不知此图今藏何处？尚在人世天壤间否？

    像这样的“检漏”和“吃仙丹”的机遇，只有可能发生在像朱省斋这类既懂鉴赏又从事书画买卖的人身上，因他有“好眼力”，又勤于四处搜寻“探宝”。而像张大千这样的“大腕”，是不可能“屈尊”到小古董铺中去凄凄惨惨、寻寻觅觅的，那也是绝对不可想象之事。因为张大千近似是一个端坐大堂之上，筹贮千金，静候各路卖主前来“献宝”的豪气冲天的大玩家。所以在大风堂中所购藏的诸多名迹中，不乏是当年书画市场上的“喉咙价”。

如果将朱省斋定位在一个纯粹的书画商人的身份上来看，他的博学多识，勤于研究和著述，堪称是当年香港地区书画商中的第一人。虽然由于受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某些文章在个别的史料细节上稍有“瑕疵”和“谬误”，但就总体而言却是瑕不掩瑜。他之所以能够在当年的香港、日本、欧美和中国大陆享有盛名，并不是他的藏品或收藏的财力，而是他的书画鉴赏文章和“好眼力”。他一生曾经鉴阅和经手的书画作品无数，却极少有失误或“走眼”，这的确是非常的稀见和不易，他似乎具有一种“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境界，令人刮目相看。既是与民国年间的北京琉璃厂、上海广东路一批著名书画商人相比亦毫不逊色。所以，在近年来的国内外拍卖市场上，凡是有他曾经收藏过或著录过的书画作品，不论古今，皆能拍出善价，受人追捧，这或许也是后人对他鉴赏水平的一种认可吧。（2009/12/19-12/20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