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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解读：暮初
“心即理
”－－社会边缘化人群的奋发号角？
（原标题：心即理－－落ちこぼれが奮起した言葉？）
江户时代，阳明学在平民阶层开始流行起来。其中最大的缘由是因为“心即理”这样的独特思路一下子抓住了平民的心。
而具有阳明学风格的总体思考方式，则进一步促成日本人的文化同一性，并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此，在解读“心即理”的同时，有必要把相关脉络也附带梳理一下。
经王阳明所诠释过的儒学，变得容易让占人口大多数的平民所接受。（这也是为什么明治时代专门创造了“阳明学”这个词的由来）。
之所以如此，还有一个隐含的理由。这是由于幕府推行朱子学，倡导艰苦卓绝的治学精神。而朱子学和阳明学的共同目标就是成为圣人。因此如何成为圣人就显得十分重要了（也就是说，要成为圣人必须首先具备极其优秀的人格品质）。
问题在于，朱子学和阳明学中关于如何成为的“圣人”的方法和途径完全不同。
比如，朱子学强调不管如何，首先必须为了充足地储备知识而努力学习。因此，也顺理成章地要求必须熟读并领会《四书五经》的内容，自觉以先贤的思想构筑自己的人生方向。
为此，朱子学的崇拜者们也自然有了“必须首先领会和消化这位先生的思想”这样的理解，也为此做好“艰苦卓绝”的心理准备。
在这一点上，王阳明的态度则是相当豁达。他问道，“关于“对与错”这件事，即便一个人没受过教育，难道就不能自我感知吗？”
例如，当一个陷入困境的人站在你面前，你是仅仅出于同情，还是觉得理所应当帮助他？
是否真正采取行动另当别论，作为人，一定会想，怎么做才好呢？
这样的想法，即便没有人提醒你，你也会这样想。
也就是说，不管是否经过学习也好，或是否受过教育也好，作为人都会这样想。这就是“良知”（良心）。
圣人之心，原本自在。人即便没有受过教育，在内心深处也具备成为圣人的潜质。王阳明如此认为。
但是世俗眼中，与其说存在“良心”，人们心中“私心”的存在则更加明显。
人们往往会说，“（对于良心）自已明白归明白，但是总是感觉到哪儿别扭”。再比如说，“真是让我感到耻辱”“我讨厌让自己吃亏”等等这些观点就出自于“私心”。
但从“良知”而言，这些观点正是由于无法展开正确的行为才会这样说。
例如，在我们的眼前正好有一个陷于困境的老婆婆，而周边有许多双眼睛在看着，明明知道应该出手帮助她比较好，但是最终犹豫再三还是选择视而不见。但是，平下心来，难道自己的心真的好受吗？（自己的良心还是知道的）。
所以，王阳明说过，在你的心中，也有作为圣人之心（理）的存在。这就是“心即理”在王阳明看来，世间并无不可跨越的难事，无论出现在何时何地的“良心”才是最为忠实的存在。如果此时配合以行动就是最好的选择。
假如能这样想。你看，一下子就会有好的心情。假如你能忠实地随自己的“良心”而行动，选择帮助上述的老婆婆。那么这位老婆婆也一定会感激涕零。
而此时，你也会感到由衷的幸福感。这种幸福感，事实上就是作为“圣人之心”的真实体现。
因此，阳明学认为每个人的心中，其实原本就有作为圣人之心的存在。而作为“圣人之心”，从书面描述上就是“天理”。也就是说，“天理”这个词是采用了今天的语言在描述，或许正是反映了大自然的天命之理也难说。
从做圣人这一点要求来看，无论难度再小，或是页数再多的书都与其不相关。（注：并不是通过读书就可以做圣人）。事实上，在自己的心中，早就有了现实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是“心即理”。
”心即理”对于缺乏受教育机会的平民和下级武士，就显得相当有魅力。即便不用付昂贵的学费，也不用买书本，不用去学塾也能有成为圣人的可能性，这让普通人深为接受。
王阳明的解释，与日本现有的宗教也有一定的亲和力。与禅宗，尤其是临济宗、净土真宗中的阿弥陀佛信仰，甚至与神道也是如此。
而那些缺乏学识的平民百姓的阶层中，其实也分不清明确的界限，只统称为“心学”。以至于使其成为日本人的文化同一性的一部分。
读到此处的读者，您或许认为对此有所“同感”。
将“心即理”视作日本人的文化同一性的一部分，这可能是最为理想的描述了。
暮初的解读：
阳明学在日本的传播与我们想象的情形不一样。它首先在社会边缘化人群中得到热烈的响应，而不是在知识分子人群中。
也就是说，首先具有思想解放的心理需求群体，居然是人数占绝大多数的底层平民百姓，这一点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
也就是说，明治时代底层的日本平民和下级武士的心理压抑已到了一个瓶颈期，到了一个不破不立的程度。而阳明学的引入正是点燃了这一把心火。
求平等、求独立人格的需求，成为了阳明学在日本最初普及的现实基础。
而在我们眼中，或许看重阳明学中的义理，以及它对于原始儒学的述真。而在日本人眼中，却是更加实用的思想武器。
也就是说，在我们眼中值得赞赏的东西，在日本人眼中是可以拿来应用的东西。这就是说，日本人因为应用而得到了实惠；而我们只得到了义理，而不会应用，并没有得到应得的实惠。这才是最让人感叹的事情。
这或许值得我们反思，
对待学问我们追求唯美、博大、完整，惟独没有考虑过应用。而日本人只选择一个点，就大加应用，或许他们许多人并不了解阳明学究竟有多么博大精深。这好比是，日本人对待学问，采取的态度是挖井，面积小，深度大、影响面广。而我们所采取的态度是治河，面积大，深度浅，影响面小。由于历史背景和文化需求不同，孰优孰劣真不好比较。
在阳明学中，心是有二面性，即“道心”和“人心”。而“道心”就是圣人之心，而“人心”则是私心。当没有被私心遮挡时，“道心”会自然而然是显露出来。比如说，当一个人陷入困境时，我们总是会生出同情之心，想着去帮他一把。其中隐含的原因在于，这个陷入困境的人，与我没有任何的利益冲突，所以也不会激起我的私心。
“心即理”的本意是心与天理本就贴近。“即”是靠近、贴近的意思。其中，道心与天理本就融为一体，但是有私心在，势必将道心遮掩起来，让天理不能显露出来。
但是，心与天理本就贴近这一观点，就启发了人们。只要破除私心，即便没有经过严苛的儒家理论的学习过程，也一样能成为圣人。没有书本知识，但并不代表没有认知（良知）。
例如，在日本明治时代，受身分制度束缚的低级武士们被人人可持有良知的学说所震撼，从此树立起拯救世道的雄心壮志。
这就从现实的角度呼应了阳明学所倡导的“存天理，灭人欲”。其中的“人欲”并不是当代语境中的概念，而是指超出人的基本需求的过度欲望。而“致良知”就是要从自主的行为出发，努力去除私欲，使整个身心达到与“道心”圆融的程度，从而进入圣人之境，“从心所欲不逾矩”。
当然，私心和私欲也不是容易能被克服，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所以，实践阳明学本就是一件需要具备牺牲精神的事。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喜欢阳明学，但是总是止步于义理，而无法使其真正成为身心之学的重要原因之一。直白地说，许多人喜欢阳明学是“叶公好龙”。在需要为社会付出这一要求面前，就开始变得犹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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