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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暮初
所谓“新解”，是为了与世间已有之说相区别。但是“新解”是依据天理良知而得出的结论，也算是努力向真相靠拢，并非为了标新立异。
据《王阳明年谱》，
“知行合一”之论，是王阳明三十八岁时在贵阳的书院开始揭示。最初肇始于提督贵州学政席书（元山）向王阳明请教朱熹与陆九渊的不同和相同之处。但王阳明没有回答，而直接向他说了自己所感悟的内容。
席书满怀疑问而归。以后多次往返请教，才“豁然大悟”，觉察到关于朱陆异同的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应该求之于“吾性”就自然明白了。
而这段时期，王阳明的大弟子徐爱并不在贵州。之后听闻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也是满怀疑问。
《年谱》记载：“后徐爱因未会先生知行合一之训，决于先生。先生曰：“试举看。”爱曰：“如今人已知父当孝，兄当弟矣，乃不能孝弟，知与行分明是两事。”先生曰：“此被私欲隔断耳，非本体也。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人复本体，故《大学》指出真知行以示人曰：‘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夫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色时已是好矣，非见后而始立心去好也。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臭时，已是恶矣，非闻后而始立心去恶也。又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此便是知行之本体。”爱曰：“古人分知行为二，恐是要人用工有分晓否？”先生曰：“此正失却古人宗旨。某尝说知是行之主意，行实知之功夫；知是行之始，行实知之成；已可理会矣。古人立言所以分知行为二者，缘世间有一种人，懵懵然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是之为冥行妄作，所以必说知而后行无缪。又有一种人，茫茫然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是之为揣摸影响，所以必说行而后知始真。此是古人不得已之教，若见得时，一言足矣。今人却以为必先知然后能行，且讲习讨论以求知，俟知得真时方去行，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某今说知行合一，使学者自求本体，庶无支离决裂之病。”
这一大段话的大意是，“之后，由于徐爱没有赶上听阳明先生讲解“知行合一”之教，最初听闻这一见解也是满怀疑问，所以专门向王阳明先生请教。王阳明就说，“你试举一个例子”。徐爱就说“现在的人普遍价值观是对父亲要孝顺，对于兄长要尊敬，但是仍有人既不孝顺父亲，也不尊敬兄长，因此知与行分明是两回事”。王阳明说，“即便有既不孝顺父亲，也不尊敬兄长的现象存在，但这并不是知行关系，这一现象的本质是天理被私欲所隔断。也就是说，既不孝顺父亲，也不尊敬兄长的现象，是表面现象并非是本质。
圣贤教导知和行，重点不在于表象，而是要揭示本质。所以《大学》这本书就举了一个真正的知行关系来开示世人。比如“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一句，见到令人悦目的颜色这属于知的范畴，而心中喜欢这个令人悦目的颜色就是行的范畴。事实上，在见到令人悦目的颜色的同时，也就已经喜欢了这个颜色。而并不是先见到这个令人悦目的颜色，再考虑我要不要去喜欢这个颜色。同样，闻到恶臭就属于知的范畴，而讨厌这个恶臭就属于行，并不是闻到这个恶臭后，再思考要不要去讨厌这个恶臭。
依此类推，当我们说，某人懂得孝顺父亲，或某人懂得尊敬兄长，必定是这个人已经有了孝顺父亲的行为，或某人已经有了尊敬兄长的行为，我们才能知道这个人是否真正懂得孝顺父亲或尊敬兄长。这才是知行关系的本质。
徐爱继续问道，“那么古人把知行分开来讲，难道是要人明确界定其中的差别吗？”王阳明说，这正是丧失了古人宗旨的地方。因此我曾经说过，知是行的主意（方向），行是知的功夫（落实）；知是行的开端，行是知的结局。依这个思路，就已经可以弄明白了。而古人创建学说的时候，之所以把知与行分开来讲，也是缘于不得已。只因为世间有一种人，只会糊里糊涂地做事，全然不去思考为什么做事和如何做事，因此做得再多也是盲目行事，全无实效。对于这种人就要教导他，先知而后行。也就是要先考虑清楚做什么事、为什么要做事以及如何做事，这样才不至于荒唐。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总有一些人一天到晚空想，从不肯将自己的想法落实到行动中去，因此想得再多也是捕风捉影，毫无建树。所以对于这种人要告诫他，先行而后知才是真道理。这也是古人不得已的办法。假如真正理解了“知行合一”之旨，一句话就足够了，何须浪费那一番口舌。
但是，今天的人们看到古代的说教，以为一定要先“知”然后才能去“行”，并且以为通过授课和探讨就能求知。必须要先知道一个“真”才肯去行，由此才造成一些人终身不行或终身不知的后果。我让学者立足自我，探求事物的本体，才不会产生支离破碎的不良后果。
以上这番话是王阳明详细解释了何谓“知行合一”，以及世间之人为何会“知行分离”的原因。“知行合一”与“知行分离”的根本差别，在于“知行合一”遵循事物的本质，而知行分离只是追逐事物的表象。
那么，在当今社会如何来理解“知行合一”呢？这就是，实践出真知，真知利实践。要注意的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说法，符合现代社会的价值观，也是对的。但不能与“知行合一”混为一谈。区别在于“理论”往往是他人之知，但“实际”（实践）却是我之行，除非我对“理论”有重新认知。但是，从理论到理论又缺乏实践依据。也就是说，“理论联系实际”往往是为了验证他人理论的正确性。但是，我们所付的努力，是为了达成一个理想目标，并不是单纯为了验证他人理论的正确与否。
这就是说，“理论联系实际”的本质是理论是否有用，而不是去验证理论否正确。
这就是说，“知行合一”必定是“我之认知”与“我之行动”相统一。也就是说，真正的“知行合一”是通过我的实践，验证我的认知正确与否。主体不离“我”。
事实上，从王阳明的“本体”论来看，为什么知与行能统一起来。这是因为知与行有一个共同的本体指向。
这个本体指向就是“道”（天理）。即“知道”（道在心中真实地显现）与“行道”（不违背道之真实）。也就是知与行在“道”（天理）的层面统一起来了。而统一起来就是所谓的“合一”。这里的“合一”不是不分彼此、不分阶段、不分层次，这好比是五脏合于一个身体之中，但各有各的机能，各有各的运营机理。
也就是说，“道”（天理）是真正的本体和基石，知与行在“道”（天理）的层面统一起来。这才是“致良知”的本意。王阳明曾说：
“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
（《传习录》）。不能离开天理谈良知。
我们再来重新复盘一下之前“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一句。也就是，见到令人悦目的颜色这属于知的范畴，而心中喜欢这个令人悦目的颜色就是行的范畴。事实上，在见到令人悦目的颜色的同时，也就已经喜欢了这个颜色。而并不是先见到这个令人悦目的颜色，再考虑我要不要去喜欢这个颜色。同样，闻到恶臭就属于知的范畴，而讨厌这个恶臭就属于行，并不是闻到这个恶臭后，再思考要不要去讨厌这个恶臭。
可以这样来理解，能看到令人悦目的颜色或闻到恶臭都是出自于人本能的（天生的）感知能力，而喜欢令人悦目的颜色或讨厌恶臭也都是出自人性的本能选择。因此，感应到令人悦目的颜色或恶臭，与喜欢令人悦目的颜色或讨厌恶臭，都在人“本能”这一点上统一起来了。而“本能”属于自然之道（生存之道）。因此，“好好色”与“好色”（或“恶恶臭”与“恶臭”）最终在“道”的层面统一起来。
总之，“知道”（道在心中真实地显现）与“行道”（不违背道之真实）相统一，才是“知行合一”的正解。“知行合一”绝不是“不符合天理的认知”与“不符合天理的行动”相组合。所以，王阳明先生专门强调“为善去恶是格物”。
余姚先贤黄梨洲先生在《明儒学案》中说“良知感应神速，无有等待，本心之明即知，不欺本心之明即行也，不得不言“知行合一”。此种评论，精辟之极。
暮初认为，事实上“知行合一”是一种圆熟的境界。在人性本能（感性）的角度，容易做到（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但在理性层面相对难以做到。因为，在理性的层面，对于知，必然要求探至原理；对于行，必然要求实现实效（如孝亲、如悌兄）。也就是，在有私欲遮蔽的情况下，原理（天理）在心中真实显现，与不违背原理（天理）的真实性较难实现真正的统一。
也就是说，不同主体、不同境界，“知行合一”存在着不同层次，也就是每个人的知行的程度有所不同，由此“知行合一”的程度也有所不同。因此，理性层面的“知行合一”并不是天生的，知与行的方法是需要分别通过一定的程序自我学习和训练，然后再进一步达到合一、圆熟，最终达到如同本能的程度（学问圆熟）。而从自我训练的角度，知是要通过“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知之”等不同途径，达到一定的深度；行要通过“明辩之”“笃行之”来体现和印证知的真切、准确。所以，王阳明说，要“立志、勤学、改过、责善”。、
“立志、勤学、改过、责善”看似一些具体的训练课目，但它们是一体的，目标指向就是“知行合一”。而“致良知”是“知行合一”的本质体现，“知行合一”是“致良知”的圆熟程度。这就是为什么王阳明在后期只讲“致良知”三个字（即以这三个字为宗旨）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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