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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暮初
阳明心学自创立以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然而，解读过度，反而失去真意。
孔子曾说，“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中庸》）。
大意是，天地之间的真理之所以不能在人们的心中呈现出来，在行为中表现出来，这个原因我终于弄明白了。这就是由于聪明人的过度解读，而迟钝的人又无法了解真意。而真理之所以始终无法展现它的光辉，我也明白其中的原因了。这就是贤能者过度强调，而不肖者又达不到那种程度。就象饮食是每个人习以为常的事，但真正能准确描述味道的人却很少”。
因此，“中庸”是道学进阶中的不二法门。北宋理学家程颐对“中庸”解读是，“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在学习阳明心学的过程中，也应该秉承“不偏不易”的理念。正因为有许多聪明人把自己的想象强加给阳明心学，反而把阳明心学弄得扑朔迷离，让人们误以为阳明心学也是一种玄学。
当然，阳明心学毕竟发端于古代，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相应的语境早已成为过去。因此，要彰显阳明心学，既不能泥古不化，也不能以当代的文学语境随意解读。
为了更好地彰显阳明心学的当代价值，在当代语境下，更应重视方法论的研究。
为此，揭示出隐藏于阳明心学中的四个原则，以此作为一个简洁的文化座标和底层结构，有利于阳明心学的入门和进阶。
第一个是“天理”原则。天理超越人的意志而独立存在。从天理的要求出发，不以任何人的意见和现成答案为标准，要坚持批判性思考，做到逻辑严谨，终极追问。尤其是对前提的批判性思考。以“天理”为指针，去伪存真，这是贯穿于始终的第一原则。这是由于“真实”本身具有强大的说明力。而“天理”的当代意义就是客观规律。
“天理”与“道”相近。《大学》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这就是说，无论是“天理”，还是“道”，就隐藏于日常所接触的事物之中，在百姓的日用之中，并不玄乎。对于修道，要秉承“存天理，灭人欲”的基本思想。其中，“天理”是指客观规律，而“人欲”就是除了基本生存要求之外的极度欲望。需要强调的是，“人欲”的本意并不是指人的基本欲望。
第二个是“系统”原则。王阳明曾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学问》）。依据“万物一体”的理念，在遇到具体问题时，应有意识地将问题纳入一个体系（范式）内来思考，以利于问题和状态的立体式呈现。一个体系，或者说是一个系统，往往是由多个子系统（模块）构成，好比搭建人体的各个器官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分界线。要注意“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强化同类项合并，以“模块化”理念，进行群组归并。同时，既要善于归并，又要善于拆解。尽可能把问题分解成若干部分，找到内部的自然结构。被分解的问题，相互之间不应该是孤立的、毫无联系的，而要找出它们之间的关联性。尤其要从系统原则出发，重视那些“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环节和核心要素。总而言之，既然是“系统”，就要反映其整体性、层次性和结构性的特点。
第三个是“能级”原则。分析事物要从本质角度考虑问题，勾勒出“本质结构”。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对被分解的问题区分（能级）层次。假如任何事物中的相关问题按“能级”能够拆分成若干单元，那么应该把这些单元的相应能级标识出来（犹如五线谱），有利于梳理出其中的轻重缓急。
对于大多数事物的分析，可以从这个原则推演，并展开相应的设计。比如按《易经》的方法，将任何问题和状态，从开始到结束，纵向分成六个能量级。即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其中，“初九”和“上九”的“能级”均过于“极端”。或能级虽然不足，但孕育巨大的危机；或能级超负荷，可能随时崩盘，故要引起相当的重视。而在横向上，也是各个问题之间，要以五线谱的思维方式，把所有的问题和状态按能级分别放在相应的谱线位置。
从形状或意象上来看，问题的集合如同一朵朵的思想“云”。而且，不仅要考虑能级，还要考虑类似“经络”的畅通。一般而言，要维持一个事物处于高能级，相应的“能耗”和“成本”也会增加。因此，在总成本有限的情况下，必须考虑重点配置的问题，以求德位相配。而在问题的处置上，重点要放在“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黄帝内经》）上来。即从维持未来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整体平衡和全局稳定来考量当下的一切行动。也就是说，必须考虑问题本身所处的能级，与处置手段的能级相匹配。
《明史》记载，“嘉靖六年，思恩、田州土酋卢苏、王受反”。而王阳明为此受命出征广西思恩、田州。这也是他从政生涯中最后一次用兵，也是耗尽他最后一息生命的一次出征。他并没有不分青红皂白地派兵斩杀，而是以怀柔招抚为主，恩威并举，降服了两人，以较小的代价，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对于为害地方数十年、“盘亘三百余里”的断藤峡、八寨等地的盗贼，即便没有得到朝廷的命令，也毫不留情地加以征讨，最终“峡贼悉平”“尽平八寨”。这就是依据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和性质（不同能级）加以区别对待，分级处理。考虑的原则就是尽可能以最小的成本减少或消除社会动荡的隐患。虽然因此事受到小人的诬陷，但是王阳明自始至终心底坦荡。
第四个是“缺陷”原则。《周易·系辞上》说，“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一般而言，任何现实事物的状态都是不圆满的，或有缺陷，或偏离理想状态，也是处于变化中的不稳定状态。常常因人所不可察的不确定因素影响事物的走向。
因此，从效率考虑，假如事事追求圆满，或等事物圆满了再采取行动，将失去行动的最佳时机。所谓“系统完善”，只是相对完善，也就是以不影响行动为前提。由此，对于任务的追求，关键是在当下有缺陷、不圆满的状态下如何发挥出最大功效。为此，要从头开始审视整个框架。在将问题进行逐个分解、建立整体系统之后，再回过头来尽可能全面地考量问题，不断地去反思这个考量是对的还是错的。最终的审视，就是看能否做到不遗漏、不重复。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当缺陷不具备引发大面积溃败的风险时，缺陷的存在属于相对稳定和安全。此时，为了追求圆满而盲目消除缺陷所带来的成本是不必要的成本。只有存在引发大面积溃败的风险时，就要不惜一切代价从重从快消除缺陷，或将缺陷控制在一个安全的区域内。即追求现有系统（即现实条件下）的整体边际效益最大化。
在上述王阳明出征思恩、田州的案例中，也包含了这个原则。即“土酋”卢苏、王受造反，社会影响巨大，对朝廷的震动也较大，但他们对于社会和百姓的危害程度较小。虽然在招抚后继续留用他们是一种系统性缺陷，也存在潜在的危机，但是在当时就是一种最适宜的选择，避免了在社会稳定方面出现大的动荡和连锁反应；减轻因连年战争，给百姓所造成的巨大伤害，并给百姓提供休养生息的机会。而王阳明的补救措施就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灵活贯彻“改土归流”的方针，即切分田州的行政区域，另设一个新州，配置流官。同时，仍尊重当地的习俗设置酋长，让他们自治管理，从而节省朝廷的部分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他的理由是"因其土俗，仍置酋长，彼将各保其境土而人自为守，内制瑶、僮，外防边夷，中土得以安枕无事”（《奏报田州思恩平复疏》）。并将卢苏、王受等人纳入流官体系的“巡检司”内，置于新设流官知府的约束之下，从而杜绝了系统性缺陷的继续扩大。（注：大规模实施“改土归流”，直到清朝的雍正年间才全面展开）。
当然，在这个案例中，不难发现其中也贯穿了“天理”和“系统”的原则。比如，从社会大局和天下安定的大局考虑，即便不受朝廷的委托和命令也积极剿匪。这就是从天理的原则来考虑。
再比如，即便有征剿的大军在手，也必须对整个社会安定与否有一个综合的考量，避免因发动战争给百姓和士兵带来不必要的附加伤害。从王阳明一生历次的剿匪经历也可以看出，对于匪患，能招抚则招抚，不能招抚则坚决剿杀，斩草除根，法不容情。这就是从系统的原则来考虑。
换句话说，这四个原则在王阳明一生所经历的各种磨难中，无不闪耀着理性的光辉。
从阳明心学的当代价值而论，
以上四个原则，不仅可以解决现实生活和工作中的单个问题，而且还可以运用到系统问题的解读上。
例如，王阳明在被谪贵州龙场时期，对于跟随的学生有四点人生规劝，一是立志，二是勤学，三是改过，四是责善。
何为立志？“问立志。先生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传习录》（陆澄
录）。这就是说，把“存天理”三个字作为一种信仰并终身坚持。这便是“立志”的本意。其中“改过”就是以“天理”作为标准来纠正自我行为。而“勤学”便是自我赋能，提高明辩是非的能力。“责善”便是发现自身存在的缺陷，并不断修补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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