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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暮初

       《论语•为政第二》首句为“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这句话的翻译虽然版本众多，但大部分解释并没有切中要害，意思含糊不清，大抵在蒙事。随机选取市面上出现的四本书为样本，以供讨论。

        一是《四书集注》“为政第二凡二十四章”。（ 朱熹 撰，中华书局，2012/02版）。它的解释是，“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共，音拱，亦作拱。政之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为言得也，得于心而下失也。北辰，北极，天之枢也。居其所，不动也。共，向也。言众星四面旋绕而归向之也。为政以德，则无为而天下归之，其象如此。程子曰：“为政以德，然后无为。”范氏曰：“为政以德，则不动而化、不言而信、无为而成。所守者至简而能御烦，所处者至静而能制动，所务者至寡而能服众。”

        二是《论语译注》（杨伯峻 译注，中华书局）。它的解释是，“孔子说，‘用道德来治理国政，自己便会象北极星一般，在一定的位置上，别的星辰都环绕着它’。”

        三是《四书》（王国轩、张燕婴等译，中华书局）。它的解释是，“孔子说，‘当政者运用道德来治理国政，就好象北极星，安居其所，而其它众星井然有序地环绕着它’。”

        四是《论语新诠》（唐翼明 著，岳麓书社）。它的解释是，“孔子说，以德行治理国家，治理者就好象北极星，处在自己的位置上，其它的星球都围绕着它转”。（附加的导读部分说，孔子一向强调以德治国，一个国家的治理者，重要的是有德，而不是多么能干。统治者有德，大家就会围绕他齐心合力，而不需要他亲自去处理各种繁杂的具体的政事。“其身正，不令而行”“夫（舜）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都是这个意思。”

        相比较而言，朱熹不愧为理学大家，他的解释较为接近孔子的本意。但是，他的解释也属于古文意境。理解起来也有一定的难度。但其余的白话版的书本解释，大致都违背了孔子的本意。无论是“用道德来治理国政”“以德行治理国家”“当政者运用道德来治理国政”，都是错解了原意。

        要翻译这句话，中心的焦点在于，究竟是什么“譬如北辰”？假如以“北辰”借喻什么也没有搞清楚，那么意思就会大相径庭。

       事实上，孔子的本意是强调“为政以德”，也就是强调统治者本身应当遵守“德”的准则。

       为什么要在道、德、仁、义、礼、智、信的众多选项中，选择“德”作为统治者的人格基调。这是因为基于“德”本身固有的属性，“德”能够象北极星一般，总是有强大的社会吸引力和号召力，让其它的仁、义、礼、智、信诸项围绕着它转。而统摄了仁、义、礼、智、信，相当于统摄了绝大部分的社会行为了。

       因此，孔子认为一个社会只要稳固在“德”的平台之上而不失衡，那么仁、义、礼、智、信也就自然安排妥当了。这便是“有序社会”。但是，首要条件是统治者不失德。

       也就是说，“为政以德”这是孔子所强调的观点，也是他的政治选择。以“德”来要求和衡量统治者自身，而不是以“德”来要求百姓。而“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是说“德”本质属性，也是为什么要选“德”的理由。

       这也符合朱熹引用程子所说“为政以德，然后无为。”范氏曰：“为政以德，则不动而化、不言而信、无为而成。所守者至简而能御烦，所处者至静而能制动，所务者至寡而能服众”的大意。“为政以德”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达到“无为而治”的政治治理格局。

        这个政治治理格局就是以统治者遵守“德”的规范为前提条件，通过言传身教，让人民共同遵循“德”的准则，达到社会的完全自治。也就是在“德”的准则下，形成“充分的自组织社会”。

        当全社会形成以“德”作为共同的价值准则时，反过来可以制约统治者，避免统治者的万一失德而给社会造成重大灾难。孔子的本意恰恰不是强调统治者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而是强调统治者的自我道德约束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因此程子才说，“为政以德，然后无为”，就是明确要削弱统治者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杨伯峻的《论语译注》，王国轩、张燕婴等人的《四书》、唐翼明的《论语新诠》都解释得不到位，只在片面强调统治者可以安居其位，却忽视了在德治体系下，统治者也要被“德”所约束。也就是说，统治者本身也必须是遵守“德”的准则的一份子。

       现代解释《论语》之所以解释不到位，一是没有读懂朱熹，包托朱熹所引用的先人注释的本意。二是明显是为了迎合肉食者的口味，站在道德制高点来俯视众生。

       倘若再进一步追问，为什么统治者以“德”的准则来约束自身，就让天下万众信服？这是因为这个“德”，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道德”之意，而是另有深意。

       例如，《易经》是儒家的六经之一。所谓“经”就是儒家所有理念的源头和理论依据。《易•系辞下》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义”。

       因此“德”的本质内涵就是保护生命、维护生命所需要的环境秩序。儒家认为，治理国家要秉承“以德治国”的理念，从而“以德治国”的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统治者要保证人民的最基本的生存权和生命权。为此要施仁政，保障百姓的基本需求，而不是施行苛政，横征暴敛。

       对于社会治理的格局，就是要强调秩序，以秩序来保障社会的稳定性。而秩序的源头就是人人自律，自觉遵守“德”的准则（包括统治者自身）。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以德治国”的本意不是由统治者向人民刻意地推进德治，而是当社会上出现违背了“德治”准则的行为，统治者有职责和义务通过相应的处罚和道德规劝，以维护“德”的尊严，维护全社会的共同价值认同。换句话说，统治者只是德治的遵循者和维护者，而不是德治的推行者。

       只有当统治者作为德治的遵循性和维护者时，才能无为而治。而当统治者作为德治的推行者，则不可能无为而治。所以，“以德治国”不是为了强调统治者的地位，而是为了强调“德”的地位。将“德”凌驾于统治者的权力之上。尤其是当统治者失德时，甚至可以更换统治者。周代替代商代就是用这个理由。

       也就是说，只要统治者坚守“德”的准则，那么就会天下信服，万民服从。这个时候“德”也就成为万民衡量社会公平性的公器了。天下会以“德”作为标准来评价一个人的得失。这里的“德”如同现代 “法”，都是超越了人的主观意识的“超然”存在。

       现代学者钱穆先生曾说，“德，得也。行道而有得于心，其所得，若其所固有，故谓之发德性。为政者当以自己之德性为本，所谓以人治人”。又说“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古人谓北极星是天之中心。众星围绕北极星而旋转运行。为政治领袖者，能以自己之道德作领导，则其下尊奉信仰，如众星之围绕归向于北极星而随之旋转”。这里也明显是强调统治者本身的德行。

      要知道在钱穆所处的时代，就是一个“失德”的时代。而钱穆这样解释，是为了规劝当时的统治者，而故意部分曲解了《论语》原意，并非他不懂《论语》。而后来者，不明白钱穆的本意而照本直抄，就差了一些意思。

       程子曾说，“孔子言语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语句句是事实”。既然是“自然”就是不是刻意人为。假如象众多的现代注释一样，就会把孔子的人设搞得很自私和浅薄。似乎孔子时时刻刻都在考虑如何把自己置于一个有利的位置，并把儒家“以德治国”看作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力和私利而排斥其它的政治主张。 这实在是忘记子儒家“舍生取义”的精神内涵了。

     《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这就是说，当统治者仅仅做到道德垂范（标杆作用），社会就会进入自组织状态，就可让天下自动地有序运转。这也是为什么孔子很怀念尧、舜时代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