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文字，严禁转载和抄袭）
作者：暮初
许多人读古代的书一根筋，非要判明一个是非才肯作罢。由此站在考据学的角度，依据学问的传承逻辑，以为学问应该“一以贯之”才算纯粹。
持这种观点，本身就是以自己的价值观为先导了。事实上，即使是学术传承，也是根据时代的需要都略有改动。
略有改动，就是有差异。这种差异的指向就是任何学问必须要为时代的需要服务。在这个意义上任何相对真理也具有时代性。
许多人看待学问，是前人如何说，后人也就应该如何说，不允许有丝毫改动。殊不知孔子本人也说过“择其善者而从之，不善者而改之”。对于“善”的判断，本身以时代的价值观为准则，对于“改之”也是依据现实社会的需要而作出一定的改良。比如，孔子讲仁，而孟子讲义。并非孟子叛经离道，而是孟子那个混乱的年代是要以“义”作为药引，而倡导“仁”就显得力量较弱了。
同样，王阳明讲“致良知”也是根据当时的时弊而提出的，他的观点在当时不免有点惊世骇俗。这一点在《传习录》中徐爱的序言中也早已提及。但是，徐爱最终接受了王阳明的观点。当徐爱对各种观点进行客观辨析后，才渐渐明白了王阳明所领悟的“道”。
在《传习录》开篇，王阳明先生弟子中算得上最懂阳明心学宗旨的徐爱（也是王阳明的妹夫）说“爱朝夕炙门下，但见先生之道，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见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无穷。十余年来，竟未能窥其藩篱。世之君子，或与先生仅交一面，或犹未闻其謦欬，或先怀忽易愤激之心，而遽欲于立谈之间，传闻之说，臆断悬度，如之何其可得也？从游之士，闻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遗二，见其牝牡骊黄而弃其所谓千里者”。
连徐爱这样的学问大家，包括王阳明座下的所有学生几乎都是当时社会的佼佼者，“十余年来，竟未能窥其藩篱”。而当今之人就一下子就明白了王阳明在讲什么。这岂非是怪事？
同时，今天的人对于古代思想的理解超过了古人？这本身就不合逻辑。所以，今天无论在捧王阳明的人，或是在诋毁王阳明的人，是否真正懂得王阳明，仍是一个疑问。
以自己的浅薄来质疑古代伟大的思想家，等同于自认为古往今来所有学问家的学问总和还不如你。这岂非怪事？
事实上，当今天下还没有任何人有资格站在道德的高度，更不要说站在学术的高度来质疑古代的思想。事实证明，所有质疑古代思想的人，甚至连古人想说什么也没有搞清楚就乱批一通。看来，文化革命后期的“批林批孔”运动的遗毒，真是难以清除。
事实上，古人的思想是一种历史文化的存在，凡存在总是合理的。我们仍要以虚心的态度向古人学习。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我们今天唯一可以考虑的是，古人的思想对于当代有什么启发，有什么可以借鉴，以及如何改善我们的行为，以完善我们的工作和生活，这才是正道。
如果这个要求太高了，那么至少在古人的字里行间，仔细体会属于那个时代的意境，感受那个时代的脉搏，聆听那个时代独有的社会节奏，都是一种文化上的收获和补益。
假如把批判古人当作是一个职业，却故意隐瞒前提条件和语境，当是包藏祸心，非君子所为也。
换句话说，对于古人的思想以今天的价值观作出种种批判，实在是一件无聊的事情。毕竟，创造这些思想的人也听不见。何况还不一定批判得正确。
例如，明代王阳明对“格物致知”的理解，与宋代朱熹对于“格物致知”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许多人就机械地认为一定是其中某一个人弄错了，偏执地认为标准答案只能有一个。事实上，朱熹和王阳明各自的观点都有自己的道理，所处年代不同，分属于不同的语境。因此无法只取其一。
阳明心学体系中有“百姓日用即为道”（出自阳明弟子王艮）的说法。王阳明本人也说过“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谓异端”（《王阳明全集》卷三《传习录》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21页，吴光等编校）。清代学者焦循揭示阳明心学的特点时曾说：“紫阳之学所以教天下之君子，阳明之学所以教天下小人”（[清]焦循《雕菰集》卷八《良知论》，《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3页）。
这就是说，至少在焦循看来，清代对于朱熹和王阳明的并存并无多大的异议，因为两个人所面对教导对象不同。也就是针对不同社会阶层的群体所存在的“毛病”对症下药的途径有所不同。就象孔子对于不同学生的问仁，也同样给出了不同答案，却从没有人质疑孔子的不靠谱。那是因为孔子学生众多，资质不一。如果无视各人资质的差异、理解能力，以及“因材施教”的原则，最终将无法让学生在各自的认知理解范围内有所收获，就是做老师的失职。
虽然老师的工作是“传道、授业、解惑”，但是老师的职责不是提供标准答案，而是引发学生的独立思考。
而当代教育让学生养成了必须提供唯一一个标准答案的习惯性思维，这正是当代学生的通病。不知自己患病，却将自己的毛病理所当然地当作衡量客观事物的准则，也是当代文化的不幸。
由此可见，所有批判古人的今人，犯了一个共同的毛病。这就是无法解读古人思想背后的语境，以及他们心中所遵循的那个“道”，就以自己所理解的“道”（甚至是伪造）硬塞给古人，造成“既成事实”。所以，所有批判古人的言语，实在是不值一驳。
当一些人只懂得追求理论的正确性，却忽视了实践的可行性，何其可怜！
《孙子兵法》中有“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教导学生之难，又何尝不是“以迂为直，以患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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