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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暮初
“先行其言而后从之”源于《论语•为政第二》。原文是“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由于，古代的文法与后世的文法具有相当大的差异性，因此对于古代文章的断句不当，会产生误读。
“言”这个字的古代字意与现代稍有差别。《说文解字》说“直言曰言，論難曰語”。这就是说“言”与“语”在程度上有差异。而《周禮·大司樂註》中说“發端曰言，答述曰語”。这就是说，最初的思想形成就是言，而把这一思想针对不同的对象叙述出来就是语。而《釋名》说，“言，宣也。宣彼此之意也”，这就是说，“言”的意思就是揭示事物的本质，也就是揭示事物彼此之间的联系。
而“言”这个字的现代意思主要就是“讲”、“说”等字义。因此，按现代字义的理解，比如将“先行其言而后从之”，断句为“先行，其言而后从之”。那么，“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的大致意思是，子贡向孔子询问如何践行君子之道。孔子回答说“先去做自己想说的话，待做到后再将其说出来”。
假如，将“先行其言而后从之”，断句为“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它的意思就变成了“子贡向孔子询问如何践行君子之道。孔子回答说“先按照他所说的去实行（检验）一下，然后再选择是否跟从”。
因此，按现代字义的不同而断句，意思就完全不同了。那么，究竟是哪一种断句方法对呢？
宋代的朱熹曾对《四书》集中注释过，为此编撰了《四书章句集注》一书。其中就包括了对《论语》的注释。
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对于“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朱熹的注释是：
“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于未言之前；而后从之者，言之于既行之后’。范氏曰：‘子贡之患，非言之艰而行之艰，故告之以此’。
大致意思是，周氏说，所谓“先行其言”，表明‘行’这一行为在没有用语言表述出来之前（行在言之前）；而所谓“后从之”，表明语言表述必须在已经完成了“行”这一行为之后才行（言在行之后）。
范氏说，“子贡的困惑，并非是语言表述上的难度，而是在实践过程的难度。孔子看到了这一点，就向子贡特别地指出来”。
因此，“先行其言而后从之”的完整意思是“先做后说”。
也就是说，虽然古人断句为“先行其言”，但是它的意思却是“行先于言”，表明一种先后程序，而不是“先按要说的去做”。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古人较为重视思想的产生程序，这就是先实践后总结。也就是说，任何思想并不是拍脑袋或成天空想和幻想出来的，必须有现实的依据。
因此，从这一点来看，以倡明“圣人之道”或“圣人之学”为己任的王阳明，也理应遵循这个原则。
也就是说，阳明心学也是以客观事物的存在为前提。在《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年谱一》中记载，“先生立教皆经实践，故所言恳笃若此。自揭良知宗旨后，吾党又觉领悟太易，认虚见为真得，无复向里着己之功矣。故吾党颖悟承速者，往往无多成，甚可忧也。”
大致意思是，阳明先生倡立“心学”这一教派都是基于他自己长期艰难困苦的实践，所以言语之间较为恳切和实在，绝无虚言。但是，当阳明先生揭示了“良知”这一立学宗旨后，我们作为阳明先生的学生反而产生了领悟起来太过容易的错觉，习惯于把抽象的概念当作自己的真切体验，而在进一步探索真正的学问这一根本目的和关键问题上，尚未到达“知行合一”的境界就停止了自己的脚步。因此，在阳明先生的学生之中，领悟能力很强的人，最终反而少有成就，这也是十分令人担忧事情。
这就是说，王阳明心学之所以在阳明先生逝世后会产生极大的分化，也是基于他的学生并没有很好地理解王阳明先生的学问和见识，是源于他毕生的实践和磨难。而他的学生们恰恰缺乏这一实践过程，所以只能就事论事，从概念到概念，只能理解一个表面和大概而已，触摸不到阳明心学中灵魂和核心的东西。
阳明先生的学生徐爱（《传习录》的编撰者和主要发起者），也清晰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在《传习录》开篇就说，
“但见先生之道，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见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无穷。十余年来，竟未能窥其藩篱。”
王阳明与徐爱的关系，被王阳明比喻为犹如孔子与其弟子颜渊（颜回）的关系。而王阳明在《别湛甘泉序》的文章中，开篇就说“颜子没而圣人之学亡。曾子唯一贯之旨，传之孟轲，终又二千余年而周、程续。自是而后，言益详，道益晦，析理益精，学益支离无本，而事于外者益繁以难。”也就是说当颜渊死后，孔子的学问也就无法完整地流传下去了。只有曾子勉强传下“一贯之旨”这一分支。同样，当徐爱英年早逝，王阳明也感叹自己的学问从此无人能懂，可见王阳明对于徐爱的倚重。问题是，就连徐爱这样的大家也对阳明心学心存敬畏，在理解上也不抱十足的信心，那么其它人更不在话下了。
正因为王阳明的学说起点较高，是站在“道心”的角度来论说学问，而“道心”又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因此世人由于学识不足，往往不能窥其门径。加上王阳明本身行为举止“和乐坦易，不事边幅”，因此世人也往往误解王阳明以及人的学说。
即便是一些饱读圣贤之书的游学之士听到王阳明的学说，也往往一知半解。徐爱说这种现象是“得一而遗二。见其牝牡骊黄，而弃其所谓千里者”（《传习录》）。也就是说，就连长期跟随王阳明先生的学生大多是一知半解，并不了解阳明心学真正的精髓、内核和实质，更不要说其它仅仅偶尔与王阳明探讨学问的其它人了。这些人犹如在辨别千里马的时候，只注重于它的皮毛色泽和雌雄特征，而完全不懂如何辩析千里马该有的本质特性。所以，当今社会有许多学者自称精通阳明心学，只能当大话来听。
因此，要学习阳明心学，尤其要履行“知行合一”的理念，就要先秉承“先行其言而后从之”的理念，立足于亲身实践和验证，让知识、内心和行为合为一体，才能不迷失方向。
据《传习录》记载，王阳明说“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若见得这个意时，即一言而足。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
这就是说，从现实情况来看，大多数人了解了“知行合一”的字面意思，也无法真正做到“知行合一”。其真正的原因在于“知”与“行”本身就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既不是局限是否先知后行，或是先行后知的问题；也不是知与行之间完全没有了界限。
“知行合一”的真正含义，除了知与行是探索“道“（真理）不可分割的两个重要环节外，还有就是“知”与“行”之间平衡和均衡的关系。
正因为要维持一个均衡状态，所以王阳明说，对于“冥行妄作”的人一定要告知“知”的重要性，以取得知与行的平衡。而对于“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的必须给他揭示行的重要性，以取得知与行的平衡。而对于具有理智的人，只要指出一个“知行合一”就完全足够了。面对不同的三种人，教法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虽然“知行合一”是一个基本原则，但在具体施行过程中，必须坚持“因材施教”的原则，才能真正奏效。
也就是说，从阴阳平衡的角度，缺什么补什么。而一般人在理解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只限于《传习录》的字面意思，也就是只限于“知”与“行”的是否一体的问题。而“知行合一”的另一层重要意思却是“知”与“行”的均衡问题。
在当今社会，一般人都热衷于照抄照搬，哗众取宠，全然不顾任何学问有其相应的时代背景的局限性和立论的前提条件。而无视于时代背景和前提条件等一些基本事实，这就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因此，对于这样的人就要强调“行”（实践）的重要性，只有坚持实践也能让知与行处于一个均衡的状态。
而对于一些热衷于盲目行动的人，就要强调理论武装头脑的重要性。目的都是为了知与行的相对平衡。也就是说，“知行合一”作为总原则没有错，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根据个人的基本现状而作相应的调整。
回到“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的问题，必须了解子贡这个人热衷于儒家理论而缺乏对于圣人之道的亲身实践，也就是在孔门十哲中，子贡擅长于雄辩著称，对于孔子所推崇的圣人之道的理解完全不在状态中。所以，孔子就对子贡强调了“行”（实践）的重要性。但当孔子面对颜渊时，可以滔滔不绝地讲上一天，而面对子贡话就很少。也是在于颜渊的理解与孔子的想法高度一致，而子贡在“行”上有所欠缺。所以，“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与“知行合一”并不矛盾，而是完全一致。能在众多的个别现象之中总结出一个普遍原则，这就王阳明的伟大之处。
明末出生于余姚的另一位思想家黄梨洲先生认为，“先生（注:王阳明）闵宋儒之后，学者以知识为知。谓人心之所有者，不过明觉，而理为天地万物之所公共；必穷尽天地万物之理，然后吾心之明觉，与之浑合而无间。说是无内外，其实全靠外来闻见，以填补其灵明。先生以圣人之学，心学也；心即理也。故于格物致知之训，不得不言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以知识为知，则轻浮而不实，故必以力行为工夫。良知感应神速，无有等待；本心之明即知，不欺本心之明即行也，不得不言知行合一”。（
《明儒学案•姚江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1—182页）。
这就是说，无论是“知”还是“行”都源于“道心”。本心达到光明的境界就是知，而不违背“让本心达到光明之境”这一大目标的行为就是行。这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目标、方向与行动的一致性就是“知行合一”。在这个意义上，“致良知”就包含了“知行合一”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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