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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暮初
儒家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存在，而儒家思想对于中国人整体价值观的形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又是如此的源远流长和连绵不绝，以至于让国人在不知不觉间会将儒家思想作为一种尺度来衡量周边的人，并作为选任官员、结交朋友的一种参考依据。这种衡量过程就是人格评价。
儒家对于人格的评价，主要基于三个方面，一是知，二是仁，三是勇。《论语•子罕》说，“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这就是说，疑惑，忧虑、恐惧就是自古以来人的三大精神困境，而要克服这三个困境，就要凭借知、仁、勇三个要素。
由于中国古代语言的精炼，其语境与现代汉语大不相同，故而现代人对于知、仁、勇的理解，犹如隔了一层薄雾，似清非清。
首先从“知”这个字的字义来拨开第一层迷雾。这个“知”绝不是现代汉语中的“知道”等字义那样简单。
《说文解字》对“知”的解释是“詞也。从口从矢”。“词”这个字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意內而言外也”。也就是说，当觉悟到了事物内在的深意并将其迅捷地表述出来，这就是“知”的原始含义。它体现二个层面的内涵，一是灵光一现，一下子体悟到了事物的本质；二是能用语言或文字立即表述出来。这也是为什么古代人所理解的“知”会近似于现代所理解的“智慧”这一层含义的原因所在。当然，将“知”理解为“智慧”也并不完全恰当。
然而，“知”这个字的奥妙还不止于此。《说文解字注》更进一步地解释说“識敏、故出於口者疾如矢也”。《徐曰》中也说“知理之速，如矢之疾也”。也就是说，正因为能一下子深入到事物的本质，并能如口中喷出箭矢那样迅捷地讲述出来，这才能称之为“知”。也就是说，当心中知道但是不能马上表述出来，还称不上是真正的“知”。
因此，许多人对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理论不理解，主要源于对“知”的本义不了解，事实上在“知”的古字义中就明显包含了“知行合一”的原始基因。
而《玉篇》中对“知”的解释是，“識也，覺也”，也就是说，“知”的另一层意思就是，人的感知与事物的本质一下子贯通了，一下子明了了。
而《易•繫辭》中所说的“百姓日用而不知”，这就是说“道”自始至终存在于一切世间的事物之中，但是“道”又是以隐性的方式存在，由于百姓“知”的能力不够，因此即便在日常的生活中与“道”为伴，也无法察觉“道”的存在。
而著名的儒者荀子对于“知”的理解更加直截了当，《荀子•修身篇》说“是是非非謂之知”。也就是说，能辨识、确认并选择正确的东西，同时也能辨识、确认并摒弃错误的东西，才能称之为谓“知”。事实上，从荀子对于“知”的理解上，就包含了“知行合一”的萌芽。也就是说，体悟了“是”这就是知，而“是是”（辨识、确认并选择正确的东西）是行；同样，体悟了“非”这就是知，而“非非”（辨识、确认并摒弃错误的东西）就是行。这对于理解王阳明的“四句教”所说的“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有很好的帮助。
因此，要考察一个人的能力，首先要从这个人所具备的“知”的能力上进行考察。“知”的能力不仅是对以往经验和知识的学习和记忆，更重要的是对于当下客观事物的判断和选择。而“知”的能力较好的人，它的首要人格就能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
当今社会在人才的选拔上，往往不知不觉间将知识、能力，与道德对立起来。以道德作为选择的首要条件。但是一个人对于“道德”的认知和自制能力本身就是对于“道德”所持的一种态度和把握水准。唯“道德”而选人，结果会使许多人投其所好，不遗余力地粉饰自己的道德形象，但在本质上仍没有任何的改变。因此，要通过“听其言，观其行”，考察一个人才是否是“德位相配”，才是真正的选人标准。
而许多祸国殃民的腐败官员之所以层出不穷，在于在选任环节上，由于他们刻意地粉饰自身的道德形象，所以无法看清他们“德不配位”的本质特性。假如，我们不从道德的角度来评价，而是从是否“权为民所用”，是否“利为民所谋”等角度就能清晰地看出他们是否言行一致了。
因此，要提高社会的整体觉悟，首先要提高民众的认知能力和判断能力。当然，前提是官员的言行和施政过程应当透明化，理所当然地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
其次，就是“仁”这个字。由于现代人的一知半解，往往将“仁”直接理解为“仁义道德”或“仁爱”等含义。事实上，“仁”的本义并非如此。
《说文解字》说“仁，亲也”。也就是说，“仁”这个字的本义就是亲和、融洽而无隔阂，在于为对方付出而不是得到。《易经•乾卦》说“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大致的意思是，君子能从仁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就能善始善终地顾及百姓的切身利益，不与民争利，让百姓终其天年。
宋代的理学家程顥说得更加直白，“心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大致意思是，人心（暮初注：人对于宇宙万物的感应本体）犹如谷物的种子，凡是与有利于生命延续的方向保持本质上的一致性，这便是仁的本义。
古人也说过，“果核中實有生氣者亦曰仁”。为什么会以“仁”来命名，最初就是取果核之中蕴含着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源之意而言之。
换言之，一个人对于世间事物的态度，是怀着宽容、改善、发展的积极态度，还是怀有苛刻、毁灭、倒退的消极态度，就能充分地看清一个人的人格。《六書正譌》中说，“人所以靈於萬物者，仁也”。因此，仁就是人区别于世间其它事物的本质特性。
因此，在选人用人上，假如一个人总是不顾团队的根本利益和根本目标，自私自利，格局较小，那么这个人的介入就不利于整个团队的进步和发展，因而就不值得选任。有时候，从一个人“立志”的格局上，就能看出他对于“仁”的理解程度。这也是古人之所以重视“立志”这件事的原因之一。
欧阳修在《送吴子京南归诗》中说，“我笑谓吴生，尔其听我言。顏回不贰过，后世称其仁”。这就是说，古代孔子的学生颜回从不犯同样的错误，后世称赞他符合“仁”的特性。由此也可以看出，“仁”其实并不太好把握，一生之中不犯同样的错误并非人人做得到。
而重复地犯同样的低级错误，可能才是这个社会的常态。忘本，以及忘记初心，或许就是我们文化中的一处硬伤。这从哲学的意识来看，就是回归“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将往哪里去”这三个最基本的命题。无论什么朝代，无论什么时代，当所有的官员时时刻刻都能清晰地回答这三个问题时，才会在自己心中种下向善的“种子”，所处的社会才有真正的希望。
其三，就是“勇”这个字。其实，现代人对于“勇”也有相当的误解。《說文解字》说“氣也。一曰健也”，这是对“勇”的状况描述。古代《玉篇》对其解释说“果決也”，这就是说所谓“勇”就是果决。古代《增韻》也说，“勇”就是“銳也，果敢也”。而无论是“果决”或者是“果敢”，本质上来源于个人意志的坚定和对事物得失与否准确判断的能力。《老子•道德經》也说“慈故能勇，儉故能廣”，这里这“慈”就是基于对万事万物整体的包容性，又不失其公正性。
由此，我们对于古人为什么能做到“知任善任”就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也就是说，在古代对于“知任善任”早已树立了一个基本的价值观和客观标准，而对于官员的评价也可以依据这个标准。而现代社会之所以难以做到“知任善任”，在于社会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古代，而个体人格的多样性与用人标准的单一性，使得在选人用人上存在较大的漏洞和缺陷。
而许多志大才疏、德薄能弱之人之所以得以被重用，就是他们善于用“道德”这个假面具来掩盖所有的问题。而之所以能奏效，在于我们的社会对“德”的认知也存在着误区。
《中庸》第二十章说，“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也就是说，知、仁、勇三者才是“德”的内涵构成，绝非是我们平常那种对于“道德”的习惯认知。而“德不配位”的含义就是指一个人在知、仁、勇三个方面所能达到的程度与其所担当的社会责任不相匹配。
古代人用古代的智慧处理古代的事情，而现代人用现代的智慧处理现代的事情。假如简单地按结果和实效来判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今人的治理水平可能还不如古人。也就是说，武断地宣称现代社会在各个方面都超越了古代社会，可能难以说服人。至少在道德标准认知的普及上，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尊重上远不及古人。孔子曾说，“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周易·系辞下》。《易传·文言传·坤文言》中也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曾有人将其简略为“德不配位，必有灾殃”。
无论社会怎样进步，人性在千百年间代代相传却并无大的改观。知、仁、勇，只有三个字，正所谓“要言不烦”（《三国志•魏书•管辂传》）。但要做到这三个字，势比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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