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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暮初
阳明心学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四句教”，它基本涵盖了阳明心学的重要内涵。阳明先生说“此四句，中人上下无不接着。我年来立教亦更几番，今始立此四句”（《王阳明全集》）。也就是说，“四句教”是王阳明先生经过多年斟酌为学生进入王学所确立的一个方便门径。
但是，正如“天泉证道”公案所记载的那样，事实上王阳明晚年二个最主要的学生王畿和钱德洪对于四句教的理解和诠释就产生了分歧，也为后来的王学分化和衰落埋下了伏笔。
并且，后世的学者对于四句教本意的猜测和解释也是五花八门，致使“四句教”止步于理论层面而无法进一步深入到应用层面。王阳明的原意终于湮灭于历史的尘埃之中。
但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以及在日俄战争中的全面获胜，让阳明心学重新回归人们的眼前，被明以后中国历代统治者判定为“伪学”的阳明心学终于在异国他乡绽放出自己本来的光彩。
虽然，之前明代的抗倭名将胡宗宪（安徽绩溪人，曾任余姚县令，后升至明兵部尚书）以及戚继光在抗倭的作战中多次运用了阳明心学及阳明兵法，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碍于官学的禁忌不敢将阳明心学反映到明面上来。
因此，牟宗三先生在为张君励的《比较中日阳明学》一书所写的校后记中说：“一种学术，流于他国，常有新面目，新作用，亦可为新表现。或“桔逾淮而为枳”，此其坏者也。或“天地变化草木蕃”，此其善者也。在日人，得善果而不得恶果，则益足增加吾人之反省矣”。也是痛惜于阳明学墙外开花墙外香，对于中国的进步并没有产生实际的积极作用。
虽然国人对于“四句教”的解读上意见纷呈，但大抵上都只是纸上功夫，并没有一种意见可以真正用于实施。这就不由得让人联想到，日本人当初究竟是如何理解“四句教”的，为什么他们能够应用，反而我们却不会应用呢？
众所周知，“四句教”具体为“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出自《传习录》）。
而用日语表述就是“善無く悪無きは心の体，善有り悪有るは意の動，善を知り悪を知るはこれ良知，善を為し悪を去るはこれ格物（王陽明四句教（訣））”，完全与中文表述一致，说明日本学者忠实于原著。
再来看具体解释：
1、「善無く悪無きは心の体」即“无善无恶心之体”的解释：
“心の体というものを静的に捉えるには無理があるように思う。動きのない心というのは想像上には存在しえても、実際に存在し得ない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このような考えから、心の体そのものには、心の運動の方向付けという意味での「意」を含み、そのような動的な状態そのものであると考える。この段階は、本来的で本質的な心の特徴としての運動があるのみであるので、自然か不自然かという意味での善悪の区別が生じ得ない"。
中文意思（暮初翻译）是“心之本体在其静止状态下无法准确把握（即无法体认或体察）。也就是说，不动之心虽然可以在意识层面想象其存在，但在现实中却难以真正体察到它的存在。从这一理解出发，对于心之本体而言，“意”就有了决定心的活动方向这一内在特点，也就是心的本体处于能动而未动的状态。因此，从根本意义上讲，心是具有动的倾向和本能。无论自然或不自然的状态下，在这个阶段，由于处于“未动”，所以善恶的区别无法真正显现出来“。
以上的解释，还可以作通俗的解读。这就如同空气，当无风的情况下，我们不会感觉到空气的存在。但当风起之时，就能体察到空气实实在在地存在。因为，空气的流动就是风。
这就是说，从日本学者的理解来看，“无善无恶心之体”就是已经有了“意”，但是处于“未发（未动）”的状态，正因为“意之未发”所以不体现出善恶之心出来。这一解释相当新颖，完全跳出了中国历代学者纠缠不清，如同浆糊一般的解释框架（一些人还热衷于以佛学去解释，殊不知王阳明后期明确反对佛学观点），而解释得相当自然脱俗，也与后面的“有善有恶意之动”提供了一个最自然的衔接铺陈。
而恰恰这一点就可以付诸实施，即在实际的工作和生活中，不以先入为主的观念去看待客观事物，而是让事物的本来面目真实、完整、清晰地呈现出来作为立论的前提，做到意不动，而意不动则心不动。而所谓的“公平、正义”就是首先要尊重客观事实，不将自己的主观意志凌驾于对客观事物的审视过程之上。阳明先生说，“君子之学，惟求其是”，“求是”就是让“客观事实及其规律”真实地呈现出来，这也是后世所推崇的“实事求是”的真实内涵。
比如王阳明于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参加会试的“会试卷 · 论”的题目就是“君子中立而不倚“（详见《阳明全集》补编 束景南
查明昊 上海古籍出版社），从中可见一斑。王阳明在试卷开篇就开宗明义地说“独立乎道之中，而力足以守之，非君子之勇，不能也”。也就是说，不偏不倚的“守中”是一件很难且需要勇气的事情。而这一年王阳明之所以能考中，可能就是由于王阳明对于“守中“和”中立“有较深的理解，而为许多年以后诞生出“无善无恶心之体”的思想有了一个最初的伏笔。
假如，一遇到事情就“意之动”，而不等到客观事实的真实地呈现出来，就不免会引入主观的想法，有选择性地看待客观事物。因此，“无善无恶”就是观察和分析事物时，不要先急着下结论，也不要情绪化地看待事物，而是要客观分析后再得出结论。这才是“心之本体”应有的准则。这让人想到王阳明先生的高足徐爱将"心"比作镜子的妙处，毕竟镜子所呈现事物总是客观和公正的。
这就是说，同一面镜子能够呈现娇好的面容，也能够呈现丑陋的面容。因此，不能说能够呈现娇好面容时，这面镜子就是一面好镜子；而当呈现丑陋面容时，这面镜子就是一面坏镜子。镜子本身无所谓好坏，而是映照于这面镜子上的事物本身才有好坏。因此，镜子本身是无好坏，即无善无恶。将心比镜子，心体也就是无善无恶。
从这一点来看，日本学者的解释可以应用于实践，而中国学者的解释则无法用于实践，这就是文化之区别。这并不说明日本学者的高明，而是只能说明阳明心学已在中国断代，失去了它的本来面目和明代语境。而日本学者只是尊重阳明心学并较好地继承了它，仅此而已。而解决了“无善无恶心之体”，后面的内容就迎刃而解了。
2、「善有り悪有るは意の動」，即“有善有恶意之动”
具体解释是：“差別的な取捨選択により本心との齟齬が生じる。習慣的な反応、反発心により自然に離反する。こうした意識的な作用が、自然か不自然かという意味での善悪を生む”。
中文意思（暮初翻译）是，（继于对“无善无恶心之体”的解释，假如在主观层面对具体事物的是非善恶）“差别化地取舍和选择，就与心之本体所处的状态产生了某种偏离。与其说是习惯性反应或者逆反，不如说是已背离了自然之道。由此在这种意识作用下，自然或不自然地产生了善恶的观念来”。
这就是说，“有善有恶”是基于个人的主观判断，并跳出了之前“无善无恶心之体”的意境（能动而未动），进入了另一个意境之中（由未动状态转入动的状态）。
而这一点，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也可以应用。这就是说，判断“有善”或“有恶”，离不开主观意志的介入。因此，就有了审视所施加的主观意志是否正确和公正的必要性，即该主观意志是否经得起实践检验，是否有过度之处等等。
从哲学而言，哲学的本质是对于前提的批判。因此，以主观意志的介入作为前提，必然涉及到先期审视"主观意志是否恰当"这一问题。中国古人说“过犹不及”，正是此意。
3、「善を知り悪を知るはこれ良知」，即“知善知恶是良知”
具体解释是“人にもともと備わる良知は、自然か不自然かという意味での善悪を察知しえる”。
中文意思（暮初翻译），“人先天所具备的良知，无论在自然或不自然的状态下都具有体察善恶的本能”。
这一点与中国学者解释的意思相近。这是因为人具有趋利避害的本性，而体察善恶最主要是与利害得失进行最自然的比较。但是有一点要加以说明，良知在本质上具备体察善恶的能力。但当，良知被私欲和昏蔽所遮盖时，良知就会失去体察善恶的功能。犹如镜子蒙上污垢后，无法照出事物一样。所以，片面地强调“良知”的存在性不足取。而是要强调去除私欲和昏蔽，让良知呈现出来，恢复它的功能。
4、「善を為し悪を去るはこれ格物」，即“为善去恶是格物”
具体解释是“そのような良知にもとづき、我が内の悪を去り、善を為すことを格物という”。
中文意思（暮初翻译），“听从内心的良知，努力去除我内心的恶念和恶行（不善的内容），努力充实善的内容，就是所谓的‘格物’”
这一点也可以应用。就是一切从我做起，做到诚意正心，做到修心修身，从而让自己的心能够呈现出天理来，看到真理的光辉。
纵上所述，日本学者的解释一下子把“四句教”变得通俗易懂，剥离了笼罩于阳明心学之上的玄虚成份，忠实于原著本意，故而可以在实际的工作和学习中加以实践和运用。这正是我们需要加以虚心借鉴的地方。不得不承认，在尊重和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日本学者做得比我们要好。我们扪心自问，当今有多少人真正对自己的祖先和文化传统怀有崇敬和感激之情？能否自觉做到在小说、戏剧和电视剧等文化形式中，不去戏说、丑化和侮辱自己的祖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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