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暮初
有一些学者在宣讲王阳明心学时，宣称王阳明的“良知”说来源于孟子，并认定王阳明继承了孟子的学说，这实在是不懂阳明心学所致。
无论是孔子、孟子、朱熹、王阳明，还是其它一些古代智者，毕生都是在寻求“道”的真谛，目标一致，但途径不同。王阳明明确指出，“君子之学，惟求其是”，所谓“是”，就是“道”，就是终极真理。而不是某位圣人说过什么，就不能违反。要知道圣人之所以对某个事物发表看法，其出发点仍是依据"道"的立场，也就是说“道”是一切学问的原点，也是终点。
“道”是宇宙之中客观存在的真理。与学问的传承不同，“道”本就没有传承不传承的问题，只有发现不发现的问题。所谓“传道、授业、解惑”中的“传道”，实质是揭示之意。
而“良知”一词，无非就是借用这个词语作载体，但更重要地在于赋予这个词以“新”的含义。更确切地说，是恢复原本应有的含义。
假如孟子早就揭示了王阳明要说的内容，还要王阳明何用？还要王阳明辛辛苦苦地去悟道？事实上，即使要从思想深度来说，王阳明的“致良知”涵盖了孟子的“良知”；但是孟子的“良知”无法涵盖王阳明的“致良知”。同样，要是孔子完整地揭示了“道”的含义，还要后来的曾子、子思、孟子、周敦颐、二程等人何用？
孔子一生的努力无非就是“克已复礼”，致力修复礼乐崩坏的现实社会，重新回到尧舜时代的美好。但是，孔子思想的初衷在后来儒学的发展过程中越趋越远了。正应了“真理向前一步就是谬误”的著名论断了。朱熹曾说，“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答陈同甫八》)。
汉儒为迎合统治阶级就故意歪曲儒学，将其改头换面为儒术，从而给中华民族造成重大的文化创伤。
对于“良知”的来历，其实在明代就有人如此短视，就因为孟子说过“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尽心上》），就认为王阳明的“良知”说来源于孟子。
对此，明朝学者陈九叙（注1）曾说，“说者未谙先生之旨，乃谓‘致良知于八目，良知载在七篇（注2），道斯尽矣’”为用文之（《重刻传习录引》）。大意是说，“现在的讲学者根本不懂阳明先生所揭示的大道，把“致良知”等同于《大学》的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把“良知”说成是记载于《孟子》，并认为阳明之道不过如此”。对此，他批驳说，“讵知提宗负教，谊非一揆；千言万语，要于其当，舍吾性于自有之真觉，寻世间不必有之文辞，自掷玄珠，珍其敝帚。.......良工之心所以独苦，亦在乎学者之自得而已矣。得其旨即颜氏子之终日言不为多，不得其所以立言之旨，即子贡之无言不为少”（《重刻传习录引》。
事实上，孟子所提出的“良知”有着原生性的伦理局限性（如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而没有付诸道德实践的含义，尚未达到“知行合一”的境界，也没有主动去知善知恶，辨明是非的自觉性和能力属性（即“惟精惟一”的要求）。因而，阳明先生的“致良知”功夫，完全不同于孟子的良知说。
把王阳明的“良知”之说，说成是来源于孟子，是不懂阳明心学的宗旨所致。那么阳明先生的“良知”说来源于什么地方呢？
阳明先生的“良知”说，是他自己悟出来的，而且他觉得这符合尧舜所领悟的大道，也符合孔子思想的大意。阳明先生说，“某于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滴骨血也”（《顺生录·年谱二》）。所谓骨血，就是儒家文化的基因。
要是明显载于《孟子》之中，当时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要跟随王阳明学习呢？要知道跟随王阳明学习的所有人以及后来景仰阳明心学的人，都是当时的文化精英，对于《四书》、《五经》都是烂熟于心的人物。而且，这些人对于学问大都是悟性和眼界较高之人，按着“文人相轻”的俗套，遇到不一样的学识，争辩还来不及，不会轻易被人忽悠。
阳明高徒钱德洪说，“吾师阳明先生蚤有志于圣人之道，求之俗习而无取也，求之世儒之学而无得也，仍一洗俗习之陋、世儒之说，而自证以吾人之心焉，殚思力践，竭精瘁志，卒乃豁然有见于良知，而千古圣人不尽之意复得以大明于世。噫，亦难矣”（《阳明先生文录叙》）。什么是“自证以吾人之心”，就是亲自体认，自己悟道。什么是“复得”，就是远古圣人们发现真理之际所得出的思想成果被后人有意无意地歪曲或遮盖住了，因王阳明的悟道，世间才有了对于圣人之道失而复得的惊喜。
阳明高徒钱德洪的《刻文录叙说》记载：“先生尝曰：“吾‘良知’二字，自龙场已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于学者言，费却多少辞说。今幸见此意，一语之下，洞见全体，真是痛快，不觉手舞足蹈。学者闻之，亦省却多少寻讨功夫”。“学问头脑，至此已是说得十分下落，但恐学者不肯真下承当耳”。又曰“某于‘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此本是学者究竟话头，可惜此体沦埋已久。学者苦于闻见障蔽，无入头处。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但恐学者得之容易，只把作一种光景玩弄，孤负此知耳”。由此，也说明阳明先生的“良知”并非来源于《孟子》，否则何至于“点此二字不出，于学者言，费却多少辞说”。
因此，把王阳明的“良知”说，说成是来源于《孟子》是较为浅薄和庸俗的，是中了考据学的流毒，一见时间先后顺序就妄论因果，一见同名同姓就妄攀亲戚。把这种知识传授给学生，也叫误人子弟。以为真理是私人物品，需要代代传递。
正是由于学生很自然地要将老师说过的话当作标准，奉为圭臬，容易忽视“道”的主体地位，继而造成舍本逐末的后果，所以王阳明竭力反对编纂《传习录》就是这个道理。当初孔子宁可对着颜回讲上一天，也不愿意对子贡多说一句话，也是这个道理。事实上，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与真理为伴，只是我们不能很好地感知真理，才需要有老师点破关键点。但是，首先必须以老师自己能够感知“道”作为先决条件。
那么，既然王阳明并不以《孟子》为标杆，那么以什么为标杆呢？
这就涉及到心学的源头。也就是如钱德洪所说的“而千古圣人不尽之意复得以大明于世”。那么什么是“千古圣人不尽之意”呢，这就是尧舜禹代代相传的“十六字治国真言”。
王阳明在《象山文集序》中写道，“圣人之学，心学也。学以求尽其心而已。尧、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心学之源也”。
他在另一篇文章《重修山阴县学记》又一次阐述道，“夫圣人之学，心学也。学以求尽其心而已。尧、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而这十六个字的治国真言，是方法，更是标杆。其真正追求的目标在于“道”，而所有功夫在于“明道”。由此也说明阳明心学并不奉《孟子》为源头。
王阳明针对弟子们编录他的言论这件事，明确指出，“我们大家的共同志向在于明道（揭示道的内涵），假如着眼于文字的表面词义，那么就偏离了尧、舜所规制的大道了”。
因此，王阳明的思想境界早已超越了孔孟之言而直达尧舜了。客观原因在于孔孟之道的本意经过几千年的人为歪曲变味了，因此才有宋明理学的兴起，目的在于恢复儒学的初衷和本来面目。而王阳明所作的工作就是希望有识之士的思想境界回归到远古圣人所领悟的大道。王阳明说“道，大路也，外是荆棘之蹊，鲜克达矣。是故专于道，斯谓之专；精于道，斯谓之精。专于弈而不专于道，其专溺也；精于文词而不精于道，其精僻也”（《送宗伯乔白岩序》）。
悟道在于用心，而不在于文字。当初，陆九渊就认为“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有人劝他写书，他也不愿意，并说“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这就是要求用心求道，而不执迷于先哲讲过什么，有什么出典。不懂“道”的要求，文字条目学得再多又有何益。最多不过是“两脚书橱”，只会搬弄文字而已。
因此，就阳明心学而言，用“致良知”三个字代表就足够了，也就是以“致良知”确立阳明心学的宗旨。而阳明心学中的所有学问，无非是这三个字，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般的变化罢了，万千文字也无非是为了说明和注释这三个字。王阳明说，“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又与克璋太叔书》）。也就是说，其它的众多话头只是“枝枝叶叶”而已，无关根本。因此，现在有人醉心于按现代的分析方法，分析阳明心学的结构，套用“内圣外王”等一些世儒的俗套，实在是多此一举。
就象洋洋洒洒五千字的《道德经》，无非就是为了说明什么是“道”，什么是“德”。但是后人愚钝，最终还是弄不明白究竟什么是“道”、什么是“德”。老子其实早就想到了这一层，也是他当初并不想留下文本的原因之一。
就象朱熹同样倡导道学，但他的《四书章句集注》删节版本被宋元明清四代的统治者作为科考的标准之一，尤其配合明成化年以后八股文的登堂入室，愈演愈烈，选题范围更小，使得应对科举取士的学子们习惯于寻章摘句，从而造成儒学的定格化，儒学的道学本质消失殆尽，并且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后世却把所有的罪过扣给朱熹，朱熹何其冤也。
近代著名学者胡适说过“孔子是儒的中兴领 袖，而不是儒教的创始者”。而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也说过，“春秋时的孔子是君子，战国的孔子是圣人，西汉时的孔子是教主，东汉后的孔子又成了圣人，到现在又快要成君子了”。因此，对于儒学的学习，要把握先秦的儒学才是正宗的儒学这一点，在这个意义上宋明理学的兴起，无论是朱熹编注《四书》，还是王阳明创立心学都有其积极的意义。
尤其是王阳明创立心学，直追先秦儒家的真意。因此钱德洪说，王阳明的功绩在于“千古圣人不尽之意复得以大明于世”。 而先秦儒家的真意，在于道，而不在于术。
在《古文观止》中收录了王阳明的三篇文章。其中在《尊经阁记》中，王阳明说，“六经之学，其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说，是谓乱经。习训诂，传记诵，没溺于浅闻之见，以涂天下之耳目，是谓侮经。侈淫词，竞诡辩，饰奸心盗行，逐世垄断，而犹自以为通经，是谓贼经”。从中可见王阳明之志在于光复孔子以及远古圣人之意。从《诗》、《书》、《礼》、《乐》、《易》、《春秋》来看，没有一部是关于孔子思想的著作，而是早于孔子的历代圣人思想的汇集，孔子只是参与了编辑和删节（即“述而不作”），并将“六经”作为教学的基本教材。也就是说“六经”反映了远古时代圣人们的文明成果，从中也可见王阳明的志向在于光大“六经”的真义，而不在于其它的枝节。
当然，将王阳明的“良知”说成是源于孟子的说法并非没有出典，只是言者不明其中的关节而已。《明史·王守仁传》中说，“大学士申时行等言：“守仁言致知出《大学》，良知出《孟子》”，这是申时行等人为了让王阳明从祀于文庙而出的权宜之计。但是要知道之前就是因为王阳明在心学探索道路上的“出格”，造成王阳明死后其子孙被嘉靖皇帝剥夺了新建伯爵位世袭资格。
据《明史·王守仁传》“守仁既卒，桂萼奏其擅离职守。帝大怒，下廷臣议。萼等言：“守仁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高，则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论；知众论之不予，则为《朱熹晚年定论》之书。号召门徒，互相倡和。才美者乐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虚声。传习转讹，背谬弥甚。但讨捕畲贼，擒获叛藩，功有足录，宜免追夺伯爵以章大信，禁邪说以正人心。”帝乃下诏停世袭，恤典俱不行。
此外，《明史·王守仁传》说他“矜其创获，标异儒先，卒为学者讥”，说明他当时并不受主流社会的认可。要是他的“良知”真的出自于《孟子》又何至于如此。
注1：陈九叙，字尔缵，号文溪，福建漳平人。受学于进士曾汝檀。明万历二年（1574）进士，中二甲第15名。历官刑部主事、郎中，浙江处州知州，广西桂林府同知
注2：古代把《孟子》七篇，略称为“七篇”。《三字经》就有“孟子者，七篇止”的说法。《孟子》七篇分别为《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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