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暮初
众所周知，阳明心学的重要典籍《传习录》是记录王阳明与弟子之间传授或探讨学问的文稿。其中，上卷的最初定稿还经王阳明亲自审阅过。但不为人知的是，王阳明的内心自始至终明确反对编纂《传习录》。
当代有许多人在学习《传习录》，但仅局限于寻章摘句，而不懂得蕴含其中的“道”，因而只能做表面功夫。殊不知，这样一来就偏离了编纂《传习录》的初衷，这也是王阳明生前所最担心的事。阳明先生的大弟子徐爱也认为“从游之士，闻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遗二。见其牝牡骊黄，而弃其所谓千里者”（《传习录
· 徐爱引言》）。
《传习录》讲什么？是讲圣人之道，而不是讲术。因此，不可肢解这部书的核心含义。明代抗倭名将胡宗宪非常崇敬王阳明先生，他当初官任王阳明家乡余姚县令之时获得了王阳明的兵法手稿，不仅将王阳明兵法用于抗倭作战的具体实践之中成就了自己的功名，在作战之余也曾深研阳明心学。他在《重刊阳明先生文录叙》中说，“我认为‘千圣只有一个心，万古只有一个道’。心只有惟一的一个，因而道也只有惟一的一个，因此学也只有惟一的一个。往古之时，尧告诉舜‘允执厥中’四字真言。后来，舜在传给大禹的时候，加了十二个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所谓“道心”就是“中”的要点，而“精一”就是“允执”的要点，而“精”又是“一”的要点。正是由于“惟精”所以才说是“一”，由于“惟一”所以才说是“中”。尧舜禹相传的就是万世心学之源，不可以再在它上面添加上什么其它东西。在尧、舜之后，能悟得大道的就是孔子。孔子以“一贯”的理念，体现了诚意、正心、格物、致知的学问，也不过是揭示了“精一”的内涵而已。而孔子对子贡说，我对你无话可说，就是怕自己多讲反而对子贡产生误导"。这才是对《传习录》的正确认知。
事实上，当初王阳明的大弟子兼妹夫徐爱（余姚人）正式开始编纂《传习录》（当初暂定名为《文录》）之前，已有其它弟子在私自记录王阳明的言论。王阳明先生听闻后十分不悦。他说道“圣贤教育人，犹如医生用药，都是根据病情开出药方，而开出药方的依据在于病人体征的虚实、温凉、阴阳、内外等因素，并对配方中各剂药的药量作适当的增减。关键在于除去病灶，因而并没有固定的药方。假如，偏执于一个药方，很少不会发生杀人的后果。现今我与大家所探讨的，无非是根据每个人在学问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单独会诊。假如，与我探讨的结果，有所改善，那么我之前所过的话就是多余的了。假如，不顾场合和每个人现有的学问条件，而只执着于我说过的话，今后恐怕要误人误已。假如是这样，那么我的罪过就大了”《徐爱
· 传习录序》。
其实，当时作为阳明大弟子的徐爱当时也在暗中记录和收集着王阳明先生的言论。因此，当同门的弟子央求他向王阳明先生禀告，请求先生允许他们收集整理之时，徐爱就想了一个对策，对王阳明先生说“假如某个学生就是偏执于自己的想法，反而会失去了先生的本意，这不是更糟糕吗？在古代，孔子也对弟子子贡说过，“我对你没有话说”，但是他自己有一天忍不住说“我跟颜回讨论了一整天”，那么为什么会言行不一呢？其中的原因是，子贡执着于孔子说过什么（而不分具体场合），喜欢寻章摘句，因此孔子以无言给予警告，是要他沉下心来悟道，以求自得。而颜回则不同，他对于孔子的话，并没有会理会和记录孔子说过什么具体的话语，而是能深深地体会到孔子话语中蕴含的道理，因此孔子愿意与他讲上一整天，犹如江河奔流到大海。因此，孔子对子贡虽然无话可说，但是此处无话胜有话，只要击中要害，并不在于话少；而孔子对着颜回讲了一整天，也不算多，都是适合当事人的具体情况。现在我们想记录先生您所说过的话，虽然先生并不情愿，问题是我们都在先生身边，凡事可请教；但是万一大家因各种原因离开先生身边，而且分散在各地，到了那个时候先生想去指导他们也无能为力了。您想，象我这样愚钝之人，假如不时时刻刻体悟先生的话语，也难保不进入思想的误区。当然，假如对于先生所说的话，只是局限于听先生讲述，而不是由学生们自己用心去体认，那么我（徐爱）记录先生的话语，如同是先生的罪人了。而我之所以要记录先生的话语，就是要督促同学们亲身加以实践，这也是我之所以要记录话语的初衷。这也是先生终日不离的口的“心”啊。（《徐爱
· 传习录序》）。 因此，这一初衷，在看《传习录》的时候，尤其要注意。
对于王阳明先生反对编纂《传习录》，他的另一个大弟子钱德洪（余姚人）也证实说，嘉靖年间，当时王阳明的弟子邹谦之被贬谪到广德那个地方，想把他所记录的王阳明言论刻印成书。王阳明就加以阻止，说道“不可以。我们一起所探讨的学问，在于头脑（思想），必须‘鞭辟近里，务求实得’，而一切繁文虚语，传出去恐怕会让别人晕头转向，不可刻录流传出去”（《钱德洪·刻文录叙说》）。但是，架不住邹谦之的再三请求，王阳明只好命钱德洪取来近期的三分之一的稿子，标明年月和目次。还专门嘱咐，“所录的内容以年月的顺序编定目次，而不分门别类。其原因在于，我的讲学专门针对明道（揭示道的内涵）这一件事，重点并不在文辞体制方面”(《钱德洪·刻文录叙说》)。在钱德洪编好目次后，王阳明仍不放心，再次嘱咐说“我们大家志在明道（揭示道的内涵），假如着眼于文字的表面词义，那么就偏离了尧、舜所规制的大道了”《钱德洪·刻文录叙说》。
所以，不了解《传习录》编纂过程中的种种缘起，不明白整本《传习录》是为了揭示尧、舜曾经揭示过的“大道”的内涵，直追古人的真意和天地之间的真理，那么无论看过几遍《传习录》也无益。
也就是说，王阳明的言论是针对具体的对象有感而发，或是根据具体对象的具体学问中的问题加以开导。执着于片言只语，只会将王阳明的思想脉络弄得支离破碎，必须结合当时的场景和具体对象的具体问题才能理清思路。
问题是，即使在王阳明的众多入室弟子之中，资质各有不同，悟道有先后，因而王阳明必须针对具体对象加以开导，因而所采取的方法和论据也有所不同。犹医生开药方，必须对症下药。但是，这些言论假如放在一起，如不标明具体场景，那么势必会引起后来人的疑惑。其实，阳明弟子所发起的“天泉证道”，就是这种疑惑的集中爆发。就好比同样治肝病，对每个人的用药量，甚至药方也是不同的，但是不能因为同一个医生针对同一种病所开出的药方的不一致，就质疑医生胡乱用药，毫无定规。
这种情况跟我们读《论语》时一样，孔子也是根据弟子的资质，分类施教。孔子要是知道后人会编辑《论语》肯定也会反对，因为孔子的治学原则是“述而不作”。也就是说，除了“述”（解释前人的思想）的需要，孔子生前也从未编写过其它什么书。因此，王阳明也不想违反孔子的原则，不想留下文字引得后人猜疑而不利于悟道。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中国文字表述有着较大的模糊性，所以古人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见字起意，不免歧路亡羊。明代学者邹元标（吉水人。九岁通《五经》，师欧阳德、罗洪先，得王阳明之传）在《书阳明先生语略后》一文中说，“我读《传习录》，以为先生的学问就在此书中，但是近来我才感觉到先生所悟得的东西并不尽在书中。........当时先生根据各人的资质而专门确立一种教法，犹如因病设方，这是对于资质中下等的人讲学。而对于资质中上等的人，那么按照“天泉证道”时所阐述的道理，一句话就足够了”。也就是说，《传习录》并不能充分展示王阳明先生的道德学问，而这就是明代的明白人所体察的内容。因此，执着于《传习录》中写了什么，就会走入歧途。
因此，学习《传习录》必须先识此大体，否则必将误人误已，这是王阳明生前所担心的事情。事实上后来发生王门分裂的情况，不幸被王阳明先生所言中。王阳明的学生钱德洪在《阳明先生年谱序》中感叹道，“师既没，吾党学未得止，各执所闻以立教。仪范隔而真意薄，微言隐而口说腾。且喜新奇谲秘之说，凌猎超顿之见，而不知日远于伦物。甚者认知见为本体，乐疏简为超脱，隐几智于权宜，蔑礼教于任性”。
事实上，悟道并非人人适宜，做圣人也不是每个人的具体目标。明明缺乏悟性，资质平平，却偏偏要走圣人之道，不免误人误已，最终抹黑阳明心学的宗旨。鉴于世人悟性不足，且喜欢追新猎奇，反而造成道学的蒙蔽，明末清初的另一位余姚贤人朱舜水先生就评价过“文成多此讲学一事耳”（《朱舜水集》卷五《答佐野回翁书》）。因此，当代人学习任何儒家学说，必须把握其精要之处，而不是把精力放在文字的研究和猜想字义之上，正所谓“大道若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故而道不容易讲清楚，而需要听者自己体悟自得才可。周敦颐说“文所以载道也”（《通书
·文辞》）。“道”与“文辞”是本末关系，不可本末倒置。王阳明说，“夫道广矣大矣，文词技能于是乎出，而以文词技能为者，去道远矣。是故非专则不能以精，非精则不能以明，非明则不能以诚，故曰‘唯精唯一’”（《送宗伯乔白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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