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暮初
王阳明先生的墓地位于书法圣地兰亭以南两里许的鲜虾山麓,今绍兴县兰亭镇花街村内。《王文成公全集·年谱》“十一月葬先生于洪溪,洪溪去越城三十里,入兰亭五里,先生亲择也”。
“亲择”就是指王阳明亲自选定他的墓地,但他为何不葬在余姚而选择绍兴,这与其敬仰远祖“书圣”王羲之有关,而另一方面是将自己的墓地选择与父母的墓相近(王华,明成化辛丑状元,王阳明的父亲。《越中杂识》载:“明吏部尚书王华墓在府城西南十五里二十二都徐山”。)是出于孝的目的。兰亭是当年王羲之生活过的地方,也是王阳明晚年生活过的地方。
王阳明一生自称余姚人,但一些文人硬是把他当作今天意义上的绍兴人,理由是当时(明代)余姚县属于绍兴府,也就是说余姚属于“八越”之一,他的父亲王华又还籍于山阴(现属绍兴)。据此,现今的绍兴市政府也把王阳明列入绍兴名人录(见绍兴市政府网站),这就贻笑大方了。
不论现在的绍兴与明代的绍兴是否是一回事,就算王华和王阳明父子移居绍兴,在古代三代归属的规矩仍算是客居,无法改变祖籍。
现代的绍兴人想进一步弘扬王阳明思想这一点值得称赞,但把王阳明局限在绍兴就太小家子气了,更不能将王阳明拉到绍兴去充什么门面。你让王阳明曾经悟道的贵州龙场怎么想?让王阳明小时曾经格过竹子的北京怎么想?让王阳明众多讲学过的地方怎么想?
当然,也不是把王阳明拉到绍兴,就大大削弱了余姚文化的份量,余姚文化本来就是输出型的。一些文人从没有想到余姚的文化传自舜帝(王阳明的心学就源自于舜所传授的十六字心诀--笔者注),独树一帜,自成一体,号称“文献名邦”。王阳明是余姚人的杰出代表不假,但并不能说以王阳明一人之力就足以代表整个余姚文化。
把王阳明算到什么地方都无损于余姚的文化整体形象。何况,王阳明的成就也不是余姚一个小地方所能成就的,他与余姚的许多杰出人物一样,成就与学问是在不断的外出求学、事业挫折以及生活磨难中逐步形成的,是在不断博采众长、吸收先进理念,最终达到辉煌成就的。明代史学家郭子章称,“海内谈圣学,半宗余姚。余姚之学,成于龙场”。也就是说,王阳明是不是属于余姚,或者是不是属于绍兴,是不是属于宁波,余姚人并不关心,重要的是王阳明属于中国。正如明末余姚贤人黄宗羲在《余姚县重修儒学记》中说:“阳明非姚江所得而私也,天下皆学阳明之学,志阳明之志”。既然阳明先生自称余姚人,就要尊重本人的意愿,何必违先人意愿?一些人要把余姚名人当成自己的祖宗,余姚人也实在没有反对的必要,有许多人崇拜总比少数人崇拜要好些。
顺便要指出的是,余姚文化从不依附于山阴、会稽(今属绍兴市),就象现在余姚文化并不属于宁波一样(宁波并不属于“八越之一”,也就是在宋建炎五年以后宁波人与“越”就没有什么关系了)。余姚的文人从古至今就一直放眼于天下(中国),并没有把自己局限于余姚范围内。而且,一个地方的文化有着历史的脉络和自我传承,并不随着行政区划的划分而有所改变。文化实在不是可随意分割的蛋糕,任由别人划来划去。其实,乡音就是最好的明证,因为乡音就是最好的地域文化标签,可见微知著。
或许因余姚人有了许多很牛的祖先,让别地方的人听起来就心生酸楚。其实大可不必,余姚人并没有太把老祖宗当一回事。余姚人在介绍自己时,经常照直声称自己是余姚人,这是一个大实话,并无半毫炫耀之意。一是标明出身之地的地理方位,二是从儒教礼义而言,是尊三代之内的祖宗或者说是不忘祖宗。想必王阳明当初自称余姚人也是这个想法,并没有刻意要突出余姚的意思。
但是,从古至今,余姚人的自我介绍在旁人听来,好象要炫耀什么似的。可见余姚人有一大帮成名的祖先在前,实在也是一个负担。如余秋雨先生自称余姚人,别人还以为他要攀附什么似的。照此说来,介绍故乡也得躲躲闪闪,真是岂有此理。现在居然也有人抢余秋雨的出身地,弄得余先生余姚人也做不成了。不仅如此,还给他修了“故居”。问题是余先生还健在,所以不免好笑。而且,抢夺文化名人这一行为本身就是没有文化的表现,所以有点不伦不类。
余姚就是余姚,从秦代建县起就是如此。虽然有过一段并入“句章”的历史,但百姓的心中仍是余姚。至少早在秦三十七年(前210年)建余姚县的时候,既没有绍兴(始于南宋)的名称,也没有宁波(始于明代)的名称,余姚文化实在没有义务去充当别人的门面。余姚也从不拉别人的先人来充门面,因为余姚名人实在多得数也数不过来。余姚的文化厚重感,一直让余姚的子孙们都有着愧对祖先的负疚感。余姚人巴不得让这些成名的祖先们成为别人的祖先,从而可减轻一点愧疚感。
余姚明末贤人朱舜水先生说过,“人贵自立,不必攀附紫阳也”,这句话说得真好。朱舜水生前对自己有个评价:“仆事事不如人,独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似可无愧于古先圣贤万分之一”。
王阳明先生早就说过,“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学〉问》)。不知道一些无聊的绍兴人和宁波人听了有什么感觉?
(暮初写于2010年11月14日清晨)
注1:八越:据《绍兴府志》,宋建炎五年,高宗南渡,改绍兴府,领山阴、会稽、萧山、诸暨、上虞、余姚、剡(后改称“嵊县”)、新昌八县。故称越中八县,简称“八越”。
注2:余姚县:据《绍兴府志》,余姚之名,始见《前汉书·地理志》。周处《风土记》云:汉会稽郡,领县二十六,余姚其一也。自汉至陈,县之所隶不易。隋平陈,并余姚入句章县。唐武德四年,析句章之余姚为州,七年废姚州,复为余姚县,隶越州。开元二十六年,析越州鄮县置明州,改明州为余姚郡。乾元元年,郡复为州,其后余姚隶明州。至宋复隶越州。元元贞元年,以余姚之户余四万,降为州,今复为县云。(册八八卷七九六三页二十四)
注3:明代史学家郭子章(1543--1618)字相奎,号青螺,又自号曰玭衣生,泰和人。嘉靖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公元1543年1月29日)出生于江西泰和县一个书香门第。曾担任过浙江参政、兵部尚书等职。

余姚王阳明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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