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代的特殊时代，洪谦对于中国的学术发展有着深刻的体察与深切的关怀，这种关怀彰显了一位学者的时代责任感。是故，在洪谦的思想世界中，维也纳学派与中国传统文化均有各自的位置，亦非矛盾。

洪谦于1940年代在《思想与时代》等刊物上发表的相关文章，可以看到他在引介维也纳学派的同时，亦以公允、平和的态度评介哲学与玄学。

    作为维也纳学派中人，洪谦统一完整的科学概念中亦包括哲学。但是此哲学非中国传统思想世界中宇宙与世界观，其实质乃一种界定科学的语言活动。“哲学之所以为哲学，并不是因其为一种在科学以外，或超出科学的一种关于实际的科学，而是因其为一种说明科学的基本概念的‘活动’。”哲学就其本质而言，不能超出科学或与科学并列，而只是属于科学范围内“活动“的一种学问。哲学的任务就在于说明科学的逻辑意义。对于维也纳学派而言，这种说明的途径就是运用逻辑分析方法。

    要认识科学的整体性特征，就必须依靠哲学的基础。因为科学本身受到研究对象与方法上的限制，专门有余，却普遍不足。与此相较，“哲学家能从宇宙而谈到人生，从人生而谈到伦理思想，社会文化，其深淹广博，大有无所不通，无所不达之概”，因此，科学“既是从一种整个而统一的立场而‘观’世界，是以整个而统一的世界为对象，那么它自然不能以如此专门的科学知识为满足，自然不能不以素称为‘综合的科学’或‘普遍的科学’的哲学为其理论基础了。”是故，洪谦认为，哲学虽然不是一种科学，但是它对于科学的贡献实在超过任何的科学，所以称哲学为科学之王，不是对于它的一种过誉，仅是说明它对于科学的伟大意义而已。

    在洪谦引介的“维也纳学派”中，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哲学只能被称之为“玄学”。维也纳学派将玄学归于“体验世界”，与属于“知识世界”的科学相对应。

    洪谦在论述维也纳学派与玄学时，一方面极力撇清玄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的不可能，另一方面又充分肯定玄学的作用和意义。

    其实玄学在整个文化中的作用确如诗歌一样，就是它的确能充实我们的理想生活和体验境界，只是不能充实科学的知识体系和科学的真理理伦。

    贺麟的评价更显洞见：“他（洪谦）指出维也纳学派真情（爱游艺）与真理（纯科学的知识）兼重的趋势，而不仅是重名词分析的学派，他特别着重玄学在文化上的地位，而并不妄持根本取消玄学之说，都是他独到的地方。对于玄学的性质，确有一种新的认识，足以救治形式的理智分析，离开文化陶养生活体验而空疏支离地讲玄学者之偏蔽。”强调哲学对于科学的重要性，以及玄学对于人类精神生活的价值和意义。这些独到的体察与认识，最终在《释学术》一文中得到完整的诠释。

    洪谦首先反对将学术与技术分立视之，而将“学术”视为一个“统一体”。他所言及的学术，并非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一种有系统的专门学问，而可视作“学”与“术”两大类。“学”指一切理论的系统知识，包含哲学、文学、历史文化科学、自然科学、艺术科学、神学研究等。“术”则指将各种学理的理论研究成果应用于社会各方面。

    “学术”一词在洪谦那里，就成为包括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一个整体系统。“学”实质上乃对于各种高深学问做精深的研究，包括对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术”则为技术，亦是应用，是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物质建设的方法与手段。在洪谦看来，“学”与“术”两个方面都不可偏颇。

    就“学”而言，其本质虽不是实用的，但绝非一般浅薄者所想象的毫无用处。洪谦认为：“‘学’不但不是‘毫无用处’，而且是‘大有用处’。与民族精神生活之形成发展，政治思想产生与演变，与夫物质文明之进步，社会文化之兴衰，无不与‘学’之研究，息息相关。简言之，‘学’与民族全部生活，无论在精神或物质方面，均有密切之联系。”洪谦的此番见解，是要驳斥“学以致用”论者的浅见，提倡在中国积极开展对于高深学问的研究。

    在“学”这一系统之中，洪谦特别提到哲学的功用。他认为，哲学是一种研究文化思想、精神生活在形成和发展上的可能性之“学”。是故，哲学的主要任务“在于求精神之统一，思想之远大，理智之进步，并创发思想原则、理论学说，以指示社会活动之应有趋向，文化发展之必然观念，因此凡文化兴衰，甚至于民族存亡，常为一时代之思想，一时代之哲学所决定。”洪谦还特别指出，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学术思想特别兴盛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文化极为发达，诸子百家即是许多思想家，亦是许多哲学家。因此，“吾国文化之所以有其特殊思想者，即以其有独立的思想体系，独立的哲学的缘故。”这种独立的思想体系与哲学成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一个重要原由。

    洪谦将哲学、文学、历史学，以及其他文化科学，称之为文科之“学”。清末民国以来，由现实的惨烈导致寻求富强的急切，迫使有识之士多提倡“术”而菲薄“学”，尤其是文科之“学”。洪谦对此颇为不满，他认为文科之“学”不仅是各科的导源，更为一国民族文化的精神与生活所依赖。

    这些精通自然科学的哲学家不仅不菲薄哲学，还对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洪谦意在说明，只有对待文理之“学”等同视之，才有可能真正促进学术的发展。他认为，理科之“学”，研究对象是宇宙间各种自然现象的变化规律，因此有其独有的科学精神，即正确、严密，谨慎、虚心、公正、坦白的客观态度。他把自然科学的应用限制于增进民族的物质生活与物质建设领域。这种认识，也彰显出洪谦对科学主义的一种反省。与之相较，文科之“学”更多地是表现各族的文化与精神，应以各民族的历史环境为背景。

    就理科之“学”与“术”而言，“术”乃“学”之原理法则在社会各方面的实际应用。因此，洪谦认为，有实用价值的技术，均以科学为基础，乃科学理论与科学方法在实际中的表现。科学的进步与技术的应用，犹如形影不离的兄弟。据此，洪氏批评当时中国一些主张“功利主义”的人：“多忽略技术科学与自然科学如此之关系，而认为技术科学有独立发展之可能者，殊不知技术科学之为应用科学，如无科学理论为其根据，无科学方法相助，则根本无‘应用’之可言，则根本失其为应用科学之意义。”这种对于技术与科学应当相形不悖的论述，是1940年代中国学界对于现实发出的警醒之音。

    洪谦的思想世界中，重视“学”与“术”的统一，即谋求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学术研究与技术应用的协调发展。

    洪谦强调，对于文理之学，不应有所厚薄；对于学术与技术，不应有所对立。他说：“所谓学术之所以为学术，事实上，就包含有各种‘学’与各种‘术’，就具有学术与技术之两大部分，‘学’与‘术’之于整个的学术，犹如体质躯干四肢之于健全的人体。‘学’与‘术’在事实上之不可分离，亦如人体之于体质躯干四肢之不可分离。”这种整体性的认识，不再将科学划分成各种门类与体系分而论之，彰显了洪谦的一种整体观与统一观认识。

    在洪谦看来，“吾国近年来所持‘文化政策’之缺点，在于太重视‘术’而太忽略了‘学’，因重视理科之‘学’而忽视了文化之‘学’，是一错误，继之因重视理科之‘术’，而忽视了理科之‘学’，又是一错误！”近代以来，因过于重科学而轻人文，使得科学产生的效果贫乏的可怜；现在又轻视学术研究，专注于发展技术，结果将是“不特无从技术上建国之可能，即吾人传统的文化精神和学术传统，亦行将随之而决灭。”

    洪谦用“学术”这一中国传统话语体系里的言辞，避免了对科学、哲学、玄学等学科作具体界定与划分。在对“学”与“术”的阐释中，一方面肯定人文学科的历史民族文化特征，一方面又对自然科学的精神特质大加阐扬，企图在科学与人文之间、理论与技术之间寻求一种协调与共生。

    洪谦学生对于其早期生平的追溯：“在东南大学预科求学时，他（洪谦）在《学衡》上发表一篇有关王阳明的文章，为康有为所赏识。梁启超又介绍他去日本帝国大学师从阳明权威宇野哲人。”洪氏早年对阳明心学的兴趣，是否对其思想世界产生重要影响，仍难以定夺。

    洪谦尽管接受了西方现代科学的熏陶，但仍不能够脱离一种典型的中国人气质。或许，正是这样的气质，使他在作为科学哲学家的同时，同样重视心和精神的作用，并欲意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寻找一种调适与沟通。

    《思想与时代》月刊（1941-1948）是一份战时及战后在中国学界颇具影响力的学人刊物。关于刊物的宗旨，简言之，就是“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科学人文化是现代教育的重要问题，也是本刊努力的方向。具体的说，就是融贯新旧，沟通文质，为通才教育作先路之导，为现代民治厚植其基础。

    以《思想与时代》月刊为中心的这一学人群，欲意纠正唯科学主义与唯道德主义的偏颇，给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以同等的地位。这一中心主旨，洪谦在《释学术》一文中作了最精当的诠释。

    就时代而言，则彰显了以洪谦为代表的一批学人对于彼时国家文化政策的一种反思。洪谦认为，“吾国提倡科学数十年，对于科学的基本观念尚无认识，现在尚呻吟于功利主义的幼稚病中，不可自拔，良可浩叹！”洪谦大力提倡“学”、“术”统一，就是要救治此种功利主义的病态，“以期达到吾国‘学术独立’与‘技术自给’的境地。

    洪谦更多地表现出一个深具责任感的中国学人对国家学术事业发展的见地。另一方面，作为一名深谙科学的哲学家，科学精神早已渗透到洪谦的思想世界中。因此，当科学精神与中国儒家“士”之抱负结合在一起时，所迸发出的影响力或许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