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自我超越的故事 文/姚斌 作为伦敦大学学院地理系荣誉研究员的加亚·文斯认为，人类的进化是为了适应环境变化，以确保自己的生存，而文化便是人类做到这一点的方法。为此，她在所著的《人类进化史》中沿着《枪炮、病菌与钢铁》和《人类简史》的路径，揭示人类如何通过四个关键驱动力改变自身的命运，让人类这种弱小的物种取得了不可能的成功。这四个关键驱动力是火、语言、美和时间。它解释了人类如何偏离了其他所有动物的进化路径，最终成为主宰地球的动物。 1 所有的生命都由宇宙中的物质构成，人类就是广袤宇宙中的一个缩影。人类同其他生命形式一样，都经过了生物进化的过程。随着时间流逝，随机发生的遗传差异在种群中世世代代积累，最终带来物种演化。累积的文化进化改变了地球上生物的生存方式。人类的进化不再仅仅是因为环境和基因的变化，文化也成为影响因素。在这里，文化指的是我们使用的工具、技术和行为中表现出来的通过学习得来的信息。对文化进化来说，群体选择要比个体选择更重要。人类智慧更多的来源于集体智慧，而非个体智慧。 在过去5亿年间，地球上有5次物种大灭绝。每一次大灭绝后，幸存者都会重整旗鼓、不断繁殖。繁殖过程中会产生基因随机突变，这些突变后的基因会传递给下一代。环境迫使生物进化，生物也会选择性地适应环境带来的进化压力，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人类的进化没有必然性，任何其他智慧生物的产生亦是如此。不过就是大量的大大小小的偶然事件累积在一起，经过漫长的岁月，这些偶然汇聚成涓涓细流，带来了不可预料的结果。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其生存都岌岌可危。74000年前，印度尼西亚托巴火山大爆发导致全世界人类数量剧减至几千，濒临灭绝。人类的近亲全都灭绝了，仅有星星点点的记录表明他们曾在地球上生活过几十万年。因此，人类的辉煌并非是一种必然，这一点在已经灭绝的尼安德特人上就是最好的说明。他们有自己的文化，与我们相比，他们身体更壮，大脑更大，更能适应寒冷的环境，但最后他们还是灭绝了。我们之所以成功的生存下来，是因为有运气的成分在。 长期以来，人类之所以能够成功存活，同不断变化的生存环境、种群规模和社会结构密不可分。气候的急剧变化、人口的扩张或减少，都会带来人类的创新和文化活动的大爆发或大萧条。基因库的规模和多样性为我们了解文化规模和多样性提供了一条线索。人类之间的联系越紧密，人口数量越多，就能让人类整体拥有越多可利用的文化知识。对于所有物种来说，遍布全球的分散性会让它们遇到灾难时最有可能存活下来。 大约200万~175万年前，快速且极端的气候变化造成了巨大的环境压力。在这种环境下，微小的基因变化对生存的影响会被放大，使得某些基因特征更有可能保留下来。如果一个种群所剩生物个体较少，可能就会和其他种群结合，产生新的基因，并且有选择的传播，从而导致种群越来越多样化。换句话说，进化和新物种的形成会加速。通过累积性文化进化，人类以最有效的方式实现了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和对环境的利用，这一切都得益于文化杠杆。从生物学角度来讲，我们无法适应每一种环境，所以我们必须依靠他人，从而获得生存知识。我们的文化显影液是整个社会的行为、技术和其他文化实践，它塑造着我们个人的行为、认知、感知、个性、智力、体能等方面。 通过模仿，我们创造了世界。我们的文化解决方案、实践和我们使用的技术都不是特意设计的。在现实中，没有任何东西是单独由一个天才发明出来的。创新和发明通常是出于偶然或是对现有技术反复改进和组合的结果，这就是查尔斯·达尔文提出的“盲目变异”和“选择性保留”。在累积性文化构建其复杂性的模型过程中，一个发明有多少新特性对创新的影响最小，影响最大的是能将多少现有特性组合在一起。精确的模仿确保一种实践有足够的时间在人群中传播，并和其他实践相结合，从而让文化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复杂多样。因此，进化生物学家凯文·拉兰德认为，最好的生存策略是将创新和模仿相结合。 文化只能在足够精确的复制下才能进化，这就要求某一文化中成功的方法，必须要被长期保留下来，直到有更好的方法出现。黑猩猩无法做到这一点，但人类对此很在行。与其说进化是适者生存的结果，还不如说是淘汰劣者的过程。文化杠杆越长，即包含的文化实践越多，集体的能量就能得到更高效的利用，并且加速文化进化。创新常常来自现有想法的结合，所以在集体智慧的基础上，再有几种新的想法，就可以结合产生更多的想法，从而产生巨大的影响。今天的世界之所以存在，完全是因为经过了足够长的时间，让技术和社会得以进化得复杂多样。 2 约2万年前，来势凶猛的冰川时代摧毁了澳大利亚的自然环境。在这个时期，大型有袋类动物全部灭绝，人口数量骤降了60%，只有那些设法坚持下来的原住民部落孤单地散落在广阔的澳大利亚大陆上。这种情况延续了上千年。人口数量少、种群孤立，再加上极端困苦的环境条件，使得人类基因库没有得到及时更新，甚至还有毁灭性的基因突变悄悄混入，导致人类身体素质下降。这就给种群灭绝制造了充分的条件。这些条件看似已经形成了进化死胡同，但却没有造成澳大利亚的原住民灭绝。 是歌径拯救了原住民。歌径就是“讲故事”。歌径从集体的角度出发，将其承载的整个族群的文化信息传递给每一个人。部落之间进行必要的基因交换时，歌径在其中做纽带，这既可以保证基因的多样性，也可以避免族群灭绝的发生。歌径保证文化和基因库都十分健康，帮助冰川时期的原住民文化在孤立和联系之间达成平衡，这是其他大型哺乳类动物做不到的。随着气候逐渐变暖，澳大利亚越来越宜居，原住民数量激增。到17世纪，澳大利亚已经居住约100万原住民，说着300种语言。 故事是一种强有力的适应生存手段，因为它不仅帮助我们跟随记忆回到过去，还让我们不耗费时间和精力就能在脑中想象未来。通过故事传递的信息比其他途径传递的信息更便于人们记忆，中间的差距有22倍。人类可以通过故事来了解世界故事，故事因此成为一种强大的文化工具，加强基因-文化的共同进化。人类自己创作故事，因为故事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有意义，用独特的方式回答了存在的问题，从而成为认知世界的工具。 就像古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史诗”，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体现了人们对冒险和永生的追求。尽管这部史诗已有4000年历史，但里面的内容给人奇妙和似曾相识之感。其中的“大洪水篇”中，苏美尔水神伊亚让一位名叫乌特纳比西丁的人放弃现实的财产，另建一艘船。伊亚还让他带上自己的妻儿、村里的工匠、动物和食物。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诺亚方舟的故事，基本上就是这个故事的翻版，而且肯定受到了这个故事的启发。 人类创作的故事为不断累积知识提供了一个集体记忆，促进了文化的忠实传播，扩大了文化的传播范围，同时让社会更加紧密的团结在一起。故事减少了文化进化的能量消耗，帮助人类更好地生存下去。讲述故事和不断使用故事成为人类意识进化的一部分，这种意识进化塑造了人的思想、社会以及环境的互动模式。 然而，文化进化并不总是推动文化进步，这个观点可能有点奇怪，但生物进化也是如此。根据达尔文的观察，即使大部分藤壶都进化得越来越复杂，但一些藤壶还是在基因上进化出了相对简单的形式。对于人类的文化进化来说，人口规模和连通程度是重中之重。人类学家的调查显示，一个群体的人口越多，它拥有的技术种类就越多，技术也更复杂。马勒库拉岛上约有1000人拥有12种不同的捕鱼工具；夏威夷岛上居住着超过100万相互联系的居民，有超过70种精密的捕鱼工具。 放眼世界，存活下来的族群都拥有足够多样的基因，保证身体健康，同时还都有一个规模足够庞大的社会网络，保证文化学习的复杂性。一个族群的规模越大，就越有集体智慧，因为族群内会有更多的思想碰撞，不经意间就会形成更多的创新。以羽毛箭的发明为例，假设一个人只靠自己，要活1000次才会有一次想出给箭装上羽毛的主意。那么，10人小组中的一个人在一生中想出这个方面的概率是1%。也就是说，一个10人小组要经历100代(2500年)才能想出这个主意。当小组里有1000个人时，他们在一代之内就创造出这个方面的概率是63%，平均花费40年时间。而对于1万人的小组来说，在一代人的时间就会有人想出这个发明。这说明，小规模的群组无法长时间保留完成复杂任务或改进简单任务的能力，而大型群组却可以随着时间推移同时推动这两种能力的发展。 3 在自然环境中探索前进，需要新的认知方式。想要更好的预测世界，就需要通过探索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运行方式，通过观察和测量来更好地理解它。人类可以对以往未知的时间进行探索，但无法对未来的时间进行探索，因为未来一切尚未发生。不过，因为时间的标记，我们确信在大概率上明天的太阳会依然升起。好奇心让我们不受主观观念的束缚，理性地审视世界，在客观事实中寻求真理。好奇心还引导我们进行试验和创新。在这个意义上说，是好奇心使得我们成为科学家、探险家和工程师。科学是建立在预测未来和经验理论之上的，由此衍生出新的知识让我们能够做出更准确和多样的预测，并加速科技的进步。这样的文化进化往往与我们的观点相冲突。它利用人类特有的批判性思维、推理和理性的思考，给问题找到新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一味模仿别人的想法和做法。 批判性思维是人类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认知工具，帮助我们理性地分析形势，从而形成合理的信仰和判断。但问题是，理性的解释并不总是能够轻易得到，它需要进行复杂的计算和数据分析。所以，在面对复杂情况需要快速作出决定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根据直觉行事。 有时候，凭感觉而不凭理性做决定可以产生更好的结果，因为通过排除大脑预测系统中的干扰，我们非理性的认知偏见通常能很有效地做出与情感有关的复杂决策。例如，统计模型很容易出错，因为它们是不完整的，且带有内在偏见，它们是建立在与复杂的现实世界相矛盾的完美数学情景下。因此，许多金融模型未能预测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正如乔纳森·斯威夫特在1720年指出的那样，理性思考永远无法纠正错误的观点，因为它从来不曾让人们获得错误观点。人类获取知识和巩固信仰的主要途径是精准模仿他人，而不是利用现有的依据和自己的判断进行发明创造，因此我们很容易因为模仿对象的不可靠而受到影响。更糟糕的是，通过文化进化，我们已经学会的重视对科学问题的理性解释而不是主观解释，会不由自主地相信我们复制模仿的观点是合理的，因此要改变这些观点就非常困难了。 知识是文化进化的实质，它在人与人之间代代相传和复制，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一些小小的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会带来生存优势，被社会中更多人接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变化会推动适应能力的提升，这就是文化进化，过程类似于基因进化中的突变。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充满智慧的精心设计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个人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创新会显著地推动文化变革的速度。一个天才凭借一己之力突然创造出令人震撼的发明，这样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天方夜谭。人类其实是在文化的摇篮里进行创新，也就是说，大部分的创新总是基于他人的见解，在现前事物中发现新的联系。这样的突破并不是因为人们选择复制错误而实现的所谓创新，而是实实在在的原创发明的结果，文化创新因此实现了质的飞跃，而不仅仅是数量的增加。有目的的创新发明加速了文化复杂性的进程。 人类经过文化进化的大脑会优先考虑模仿式的社会学习而不是创新，因为模仿已有的成功案例或者根据他人的经验来进行预测，要比局限于个人有限的思考更有效。创新是一种高风险策略，失败率极高，所以相对来说人们较少运用。研究结果发现，绝大多数的文化进步是通过模仿最好的解决方案并进行不断的调整实现，只有极少数的文化进步是通过创新得到的。基于他人方案的调整与完全自主创新的比例为16:1。 尽管文化创新发生的次数相对较少，但它至关重要，因为如果没有创新，只专注于模仿和改进现有的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久而久之，文化多样性就会减少。这种让社会缺乏足够的适应性解决方案，在面对环境快速改变等危机时就会束手无策。创新和模仿两种文化进程为集体智慧注入了一系列可能性，拓展了集体智慧的功能。对现有事物的刻意改变是构成人类累积性文化的重要因素，这种改变也要面对同样的选择压力，通常最好的解决方法会被精准复制并在人群中广泛传播。 虽然创新的步子比模仿大，但与通过模仿取得的进步一样，创新也是建立在集体知识基础之上的。发明了轮子之后，人们更容易想象出陶工的轮盘、马车、战车、手推车、齿轮和水车。技术发明更是如此，因为它依赖于物理和生物学的规律，会随着科学知识的不断积累而加速发展。这表明，对世界的理性理解是基于实验和客观测量。随着这种技术文化的发展，创新也在不断前行。在累积性文化进化过程中，充满智慧的设计就像棘轮的工作原理一样，只有文化多样性达到一定程度，创新才可能发生。一旦知道了这一点，社会就会加速进步。 4 基因进化、环境进化、文化进化，这三种过程的综合作用是“人类进化的三位一体”。三位一体都与社会网络形成的方法有关，这也决定了人类社会的运作方式。文化进化的规则同样适用于自然环境的生物进化。也就是说，如果想要看到生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就需要保持生物的种群数量和连通性。人类并非是唯一进化出文化的物种，但只有人类会不断累积自己的文化，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与创新，使文化变得越来越复杂多样。所有的人都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临界点上，于是就创造了一种新生物——一个“超有机体”的人类。这就是人类自我超越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