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一到儿童节，我就会不由自主地回忆起儿时，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小学三年级前，我一直在老家跟随我的祖父和祖母。那是一九七〇年代，当时我的父母在外地工作，他们工作繁忙，又有两岁的妹妹，因此无暇带上我。于是，我就从一年级读到了三年级。

小学距离我家的房子很近，百米不到。这座小学兴建于民国时代，系由海外华侨捐资而成。村子周围方圆十多里，只有这座小学，因此邻村的孩子都在这里上学。校舍有两座，相对而立，每座有四间教室，还有一座教师办公用房。中间是一座祠堂。走进祠堂大门，摆放着一台乒乓球桌，其中有天井，有偏房，最后是两间教室。祠堂正中前有操场，有两个篮球场。北边教室外有一个池塘，一条小渠流水潺潺，将清澈的水注入其中，然后又从池塘的另一个出口蜿蜒地向前方流去。池塘旁边耸立着几颗大柳树，春天时，柳芽初展，一片嫩绿，映着池水，风景如画。

那时虽然仍在文革时期，但是革命的风暴在这里似乎都偃旗息鼓了，因此教学井然有序。教我语文的是道添老师，教我算术的是美勇老师，虽然他们都是民办教师，但是教学水平并不低。道添老师教我们拼音时，要求我们朗读并背诵字母表和拼写规则，由于每天都在读，到后来大家都倒背如流了。直到今天，我用的就是拼音输入法，使用起来得心应手，这与道添老师的用心教授分不开。道添老师在教我们写字时，会把笔画笔顺讲得一清二楚，然后又让我们每天朗读背诵口诀。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字要写得好看，笔画笔顺不能写错。今天我的字也写得不错，但这一切仍然要归功于道添老师。美勇老师教算术时，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让我们大家朗读乘法口诀，上课时大家放开喉咙大声读，让人仿佛置身于语文课中。到最后可想而知，口诀自然也是倒背如流了。

那时候，我的学习成绩优异，其实我并不聪明，只是我喜欢上他们的课罢了。每天傍晚黄昏时分，我都会搬一条板凳当做书桌，再搬一条小凳子，认认真真做作业，如果没有做完便不吃饭。这时候，我的祖母总会说，勤心读书会做官。有一个同学叫光章的，住在同一个院子，他在上房，我在下房。光章的大姐非常关心光章的学习，每次考试以后，他的大姐总要偷偷问我考几分。似乎我每次都要考得比光章好两三分，而每次光章似乎都被他的大姐骂一顿。光章的父亲是理发的，母亲是聋哑人。但就在这个家庭，恢复高考后，光章和他的哥哥同时考上大学，他的哥哥考上了厦门大学，而光章考上了钢铁学院。

因为我那时学习良好，所以道添和美勇老师也特别喜欢我。记得有一次，我得了麻疹，道添老师让我回家养病，足足有三四天。而在这几天里，道添老师怕我功课到时跟不上，竟然连新课都不上了。至今想来，我仍然感激道添老师。美勇老师有时会跟我开玩笑，有一次在办公室里，他问我，男人和女人有什么区别。我的回答是，女人有长发，男人没有。办公室里的老师都笑了，美勇老师也笑了，我也傻傻的跟着笑。美勇老师经常在上课的时候表扬我字写得好，答题认真，因此将我的试卷张贴在墙上让同学们学习，这样的举动又不断增强我的学习信心。

我幼年时曾经得过一场大病，我的父母起先怀疑我的学习能力，可是我的祖父几次将我的学期成绩单寄给他们后，他们终于对自己的判断发生了动摇，从此以后不再怀疑了。其实那时根本没有人逼我读书，老师的教学也很宽松，学生没有考试压力，祖父、祖母和我的父母也不指望我书读到那里，但是我就是喜欢读书，每天都盼望着道添老师和美勇老师能给我上课，并且最好没有星期天。

那时候，没有上课的日子更值得我怀念。我会跟着小伙伴爬到山上去抓地鳖虫。地鳖虫，一种中药材，长得与蟑螂差不多，但个头比蟑螂小，全身光滑，深棕色，生活在石缝里或石头下。我们或用铁钩将地鳖虫从石缝里钩出，或搬开石头直接捕抓，一个上午可以抓到一小袋，然后卖给药材商。有一次几个人搬开一块大石头，里面的地鳖虫密密麻麻，大伙欢呼雀跃，抓也抓不完。还有一次，我翻来一块石头，其中竟然有一条小蛇，吓得我一溜烟跑了。

没事的时候，还可以去扒柴。说是柴，其实就是落在地上的松针，颜色是枯黄枯黄的，放进灶里一燃即着。我会和小伙伴们往往一去就是一个上午，扒满一箩筐背在身上回家，这时候，祖母是满心的欢喜，一个劲地赞扬我，我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劳动的无上光荣。最喜欢做的事是抓鱼。抓鱼不用走很远的地方。在我的祖屋的背后，有一条小渠。这条小渠通向池塘。我们会选取一段小渠，在首尾筑起一条“水坝”，将其中的水舀干，鱼虾于是就直接暴露在我们面前，任凭我们抓捕，那种快乐无法用言辞表达。

时光荏苒，几十年弹指之间。我们再也不可能回到少年时代了，但是我仍然无比怀念那个已经逝去了似乎是很遥远的时代。仅此纪念六一国际儿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