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映照史料 精神穿越写作

 —— 访知名文学评论家马平川

                 记者  张秀竹

国际教育周刊：您如何看余秋雨的文化大散文极其追随者？

马平川：作为文化大散文的旗帜人物余秋雨对散文的贡献功不可没，但余秋雨擂响文化的战鼓，却让一大批追随者剑拔弩张，不料很多人迷失在死胡同里。人仰马翻，教人看得心寒。此时的余秋雨则站在高高的城墙上，一脸暧昧的坏笑。很多人都在学习《文化苦旅》的写法和架构，只是学到形式上一点皮毛而已，却没有学到其精髓与实质。在一些作者笔下，文化成了散文的“胭脂”。都用软软的刷子蘸取神奇的“文化胭脂”，巧妙地以深浅色彩层次轻轻扫过，晕染开来，把散文苍白或腊黄的脸，顿时打造出成一张甜美的或酷酷的绝美面具。散文因文化而红润丰满。文化成了散文的“花椒面”，撒一把低温烘焙，顿时散文香气浓郁。在散文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背后，在散文色泽红亮，麻辣成鲜的背后，表现出的恰恰是文化大散文没文化。

国际教育周刊：文化大散文中的“文化”到底是指什么？

马平川：有生命感动的散文才能走远。文化大散文的魅力首先在于它给读者带来的思想力量与感染力。文化大散文中的“文化”到底指的是什么？《周易》有言：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也就是说，文化的本质,就是“人化”和“化人”。就是说，文化是将有形的“文”通过不同的方式“化”入人的灵魂，滋养丰富人的心灵。在我看来，文化大散文中的“文化”不仅仅是指那些具体的历史文化知识，它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存在，是一种“文以化成”的朴素、温暖、敦厚的生命情怀。更是一种充满人文关怀的人生感悟。文化是充满活力的生命基因，暗地里决定着生命的程序、生长和发展。文化的力量就是一种生命的力量。总有一道光芒如影随形，这种光芒就是文化的光芒。浸润，润泽和洗礼着我们自己的内心，给我们充满浮躁、焦灼和困惑的灵魂得以慰藉和安妥，获得心灵的快乐、自由与充实。

国际教育周刊： 您在人民日报、文学报、辽宁日报先后发表文章认为当前文化大散文没文化，您为什么这么说？

马平川：文化大散文作为新的散文创作力量，在上个世纪９０年代初勃然兴起，一时蔚为大观。这种散文以文化视角观照社会人生，交融着文化寻根和历史反思，丰富和拓展了散文的审美空间。一大批优秀的散文作家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奉献了令人难以忘怀的作品，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达到散文史中的一个高峰。尽管如此，文化大散文创作中存在的种种局限与缺憾却不能被忽略。特别是读者审美期待达到饱和状态时，文化大散文的滞后、低迷乃至审美疲劳就不可避免了。这些散文创作一方面固然体现了某种创新意义，但另一方面模式化的痕迹似乎愈来愈明显。冷静客观的考察分析其不足与症结，这样有利于我们对文化大散文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和更全面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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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教育周刊：您认为文化大散文如何做“大”？

马平川：电视上的隆胸广告说：“女人还是挺美”，“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女人们都背水一战地投入到让乳房变挺、变大的运动中来。作家们也义无反顾地为散文注入文化的“硅胶”，让散文变挺、变大起来。作者的口气往往越来越大。框架越来越大。篇幅越来越长。靠几本旅游小册子，在互联网上靠复制、剪切、粘贴的快捷方式把散文做大做强，胡吃海塞，一味贪大求全。这种方法挺会唬人的。散文仿佛一下子显得汪洋恣肆，大气磅礴。其实貌似强悍，实则虚弱干瘪。作者一出场，先声夺人。一副君临天下，治国理政的模样，大众都变成他俯视下的芸芸众生。站在历史废墟上，吟诵古人诗词，一阵捶胸顿足，呼天抢地的呐喊，靠虚张声势来充当激情昂扬。其实这不过是作者心虚，为自己壮壮胆而已。激情远远大于感情，表情远远多于真情。

    文化大散文大都以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描写对象的。黑格尔曾在《美学》中说过：历史是一堆灰烬，但灰烬深处有余温。孤寂、沉默的灰烬里面埋着曾经是过去焚烧的烈焰。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挥散的余温还能给我们一丝的温存。去努力发现埋在这堆灰烬下的暗火显现出一颗钻石来。历史已经被岁月风干成一大堆干燥的脱水食品。我们要做的是注入新鲜的活水，让紧皱的历史随之温润而舒展开来，慢慢恢复叶的青绿，花的芬芳。

国际教育周刊：您如何看文化大散文中的艺术精神？

马平川：文化大散文所标举的艺术精神，是一种人生审美体验和精神境界。史识是文化大散文的灵魂。用文化映照史料，以精神穿越写作。本真意义上文化大散文的“大”应是一种宏阔博大的文化视阈和胸襟，具有内在的精神风骨、思想质地和生命气象。文化大散文的写作，是关乎人文和生命意义的写作。是文化审美烛照下的历史反思与感悟，灵魂的探寻与追问。这也最容易抖落作者自己家底，如果作者库存不殷实，三两下就捉襟见肘，狼狈不堪。在创作中，厚重的生活积累、传统文化的积淀、艺术才情以及不同凡俗的视角至关重要，作者个人的学养、情怀、激情，想象力等，却被长期忽略了。这些看来很虚的东西，恰恰都是与文化关怀联系在一起的，这对于成就一篇优秀作品往往是致命的。文化大散文要从生命体验出发，不是从史料出发，不能被史料牵着鼻子走。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与主体心灵这二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张力与互动。穿越史实的羁绊，实现作家主体性灵和审美的“软着陆”。文化大散文说到底真正带有生命个体情感的辉映与共鸣，是历史的涛声拍打心岸的回响，是“与心徘徊”，“乘物以游心”的性灵写作。一些作家在叙述中，对史料的开掘缺乏新的精神价值，缺乏生命体验与独到的发现和见解。在约定俗成的说法和人所共知的定论中“打转转”，层层叠叠，密不透风，兜来兜去，弄得筋疲力尽。就如同一头蒙上眼睛整天推磨的毛驴，在磨道里不知疲倦的留下一圈圈蹄印，却永远走不出一条直道来。

国际教育周刊：当下一谈到散文理论，无非就是“真情实感 ”、 “形散神不散”。您提出散文要“从真实抵达真相”的观点，可谓真知灼见，引起很大反响。

马平川：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林非提出散文“真情实感”说，强调“散文的灵魂是自由自在地抒发真情实感”。孙绍振以黑格尔式的辩证法,对“真情实感”论提出质疑。这对我启发很大。我在《散文要从真实抵达真相》一文中说，散文要有穿透世道人心的力量。散文不仅仅写出真实，更应该一步步最大程度的逼近并抵达真相。发现以往被遮蔽或者被遗忘的细节，打捞记忆深处的碎片。散文家是生活的潜泳者，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入深水者得蛟龙，涉浅水者得鱼虾。.只有不同凡俗，才能不同凡响。

国际教育周刊：“形散神不散” 成为新时期以来散文研究界长期纠缠不清的问题。引起广泛的争鸣。您怎么看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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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平川：“形散神不散”是肖云儒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提出的。对于“形散神不散”，要有公正客观的评价和认识，既要以今天的眼光认识到“形散而神不散”的局限，更要理解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形散而神不散”对当代散文创作和理论的贡献。虽然“形散神不散”对散文的概括不免单薄和模式化，它的确没有跳出特定时代“左”的和形而上学文艺思想的阴影。但它很简洁准确的概括了当时散文文体的基本特征，是对当时散文的思考和回应。范培松在《中国散文批评史》中指出，“把‘形散神不散’作为散文的文体的最主要特征这也是对散文文体的一种皈依。但它实质上是对20年代鲁迅提出的散文‘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有破绽也不妨’的一个矫正”。

    在当今散文写作的个人化、世俗化和多元化中，“形散神不散”不可能概括散文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但它确实代表了一种类型散文的特点，“形散神不散”的主张在当时规范了十七年来散文的审美风貌和品格，在那个特定的社会历史时代有其合乎规律的一面。近年来虽然不断质疑、排拒“形散神不散”这个说法，但时至今日仍然沿袭“形散神不散”的传统手法写法的散文仍然长久不衰。比如余秋雨的散文如《道士塔》、《白莲洞》等，都具有形散神不散，托物言志的特点。当年具有“形散神不散”特点的散文至今也还有读者，一版再版，在散文发展史上依然有着应有地位。

国际教育周刊：您理想中的文化大散文应该是什么样？

马平川：散文的文化精神不仅仅是用现代意识和现代情怀去触摸历史的沧桑和永恒，更应着力于对民族精神和民族灵魂的弘扬和重铸。文化大散文创作的良知应该是对核心价值的守望，要体现出崇高的生命价值和精神风骨。要从审美的愉悦和激动中，从心灵的感应和共鸣中，牵引和提升着人向精神高地不断攀升。在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坐标中找到了自己的制高点，在渊源流长的历史长河中找到与民族文化血脉的相通点，在个体精神与时代审美中找到自己表达的中心点，真正使文化大散文获得表现这个时代的精神高度和艺术能力，这就是我对文化大散文充满期待的地方。

    马平川，七十年代出生于陕西麟游。上中学时因文学、书法创作成绩突出，先后被复旦大学、四川大学破格免试录取，后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近年来，马平川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文艺理论与批评》《文艺争鸣》《当代文坛》《兰州大学学报》等发表评论文章60余篇，其中一些学术观点回应了现实的困境和焦虑，曾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和争鸣。被称为“近年来国内最为活跃的优秀青年评论家之一”。

    马平川曾入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获第四届冰心散文奖·散文理论奖，《文艺理论与批评》评论征文奖，《人民日报》文艺评论奖，全国第八届报纸副刊作品二等奖。著有评论集《话语内在的真相》等。现供职于西部某高校文学研究所，从事当代文艺批评和文学、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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