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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为什么要看悲剧?从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就开始探讨这个问题，到了尼采，他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人生中处处有悲剧，舞台上的悲剧则向你显示出意愿本身的表现，所以看悲剧能够让你的精神得到升华，特别是其中音乐的力量，让你觉得这个人生还可以忍受，让你排除掉庸俗的和悲观的毒素，让你的身心都得到净化。

   在苏格拉底看来，悲剧艺术并没有“说明真理”，更不用说能诉诸于“智力低下的人”了，所以为哲学家所不取，弟子柏拉图同样对悲剧提出了非难：艺术是一种假象的模仿，属于低级经验世界的领域。这或许与他们对知识的绝对崇拜有关，以至于排斥了知识以外的一切。

   叔本华认为：有人能时不时的将人类和事物看作是纯粹的幻境与梦景，这种禀赋就是哲学才能的标志。当激情高涨时，主观的一切都化入浑然忘我之境，在幻境之中，人的一切象征能力被激发到最高程度，一些从未体验过的情绪迫不及待的发泄出来。而受这一时期德国哲学的繁荣，以及瓦格纳的音乐哲学精神影响，尼采从古希腊神话中发现了酒神狄俄尼索斯的醉境精神，并推演出悲剧的魅力，并大胆说出：“跟我一起去看悲剧吧!”

   对于悲剧，尼采曾直言不讳地指出：有时，人们认为“怜悯与恐惧”是庄严剧情所造成的用来减轻痛苦的感情宣泄；有时，我们看到正义的胜利，看到英雄为道德的世界观所牺牲，便感到激动，对于大多说人而言，悲剧的效果正在于此。这些人连同对他们解释的美学家，并没有把悲剧当做最高艺术来欣赏，仅是一种病理的宣泄而已。

   悲剧把个体的痛苦和毁灭演给人看，却使人生出快感。这快感从何而来?叔本华说，悲剧快感是认识到生命意志的虚幻性而产生的听天由命感。尼采提出“形而上的慰藉”说来解释：悲剧“用一种形而上的慰藉来解脱我们：不管现象如何变化，事物基础中的生命仍是坚不可摧的和充满欢乐的。”看悲剧时，“一种形而上的慰藉使我们暂时逃脱世态变迁的纷扰。我们在短促的瞬间真的成为原始生灵本身，感觉到它的不可遏止的生存欲望和生存快乐。”也就是说，通过个体的毁灭，我们反而感觉到世界生命意志的丰盈和不可毁灭，于是生出快感。从“听天由命”到“形而上的慰藉”，作为本体的生命意志的性质变了，由盲目挣扎的消极力量变成了生生不息的创造力量。

   悲剧是音乐情绪的形象显现。听音乐的时候你感受到的是一种崇高的美，你看到的是对梦神“个体化原则”的突破。对苦难的音乐般的揭示可以提升人、净化人。尤其是凭借音乐，悲剧观众会一下子真切地预感到一种通过毁灭和否定达到的最高快乐，以致他觉得自己听到，万物的至深奥秘分明在向他娓娓倾诉。悲剧吸收了音乐最高的酒神精神，悲剧英雄像提坦力士那样背负起整个酒神世界，从而卸除了我们的负担。另一方面，它又通过同一悲剧神话，借助悲剧英雄的形象，使我们从热烈的生存欲望中解脱出来，提示我们还有一种彼岸的存在和一种更高的快乐，悲剧人物已经通过他的接受、灭亡，而不是通过他的胜利，充满预感地为悲剧做好了准备。悲剧在其音乐的普遍效果和酒神式感受的听众之间设置了神话这一种崇高的隐喻，以之唤起一种假象，仿佛音乐只是激活神话造型世界的最高表现手段。神话在音乐面前保护我们，同时惟有它给予音乐最高的自由。作为回礼，音乐也赋予悲剧神话一种令人如此感动和信服的形而上的意义，没有音乐的帮助，语言和形象决不可能获得这样的意义。 

   世界不断创造又毁掉个体生命，乃是“意志在其永远洋溢的快乐中借以自娱的一种审美游戏”，我们不妨把世界看做“酒神的宇宙艺术家”或“世界原始艺术家”，站在他的立场上来看待自己的痛苦和毁灭，这样，现实的苦难就化作了审美的快乐，人生的悲剧就化作了世界的喜剧。

   尼采认为，如此达到的对人生的肯定乃是最高的肯定，而悲剧则是“肯定人生的最高艺术”。肯定生命，连同它必然包含的痛苦和毁灭，与痛苦相嬉戏，从人生的悲剧性中获得审美快感，这就是尼采由悲剧艺术引申出来的悲剧世界观，也正是酒神精神的要义。

   对于个体来说，个体的解体是最高的痛苦，然而由这痛苦却解除了一切痛苦的根源，获得了与世界本体融合的最高的欢乐。在艺术中，音乐是纯粹的酒神艺术，悲剧和抒情诗求诸日神的形式，但在本质上也是酒神艺术，是世界本体情绪的完全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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