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血，依旧在滇西涌动！（十五）

                        ——访中国远征军女军医陈庆珍

      导读：重走中国远征军之路团队里有一个最年长的老人，因上了年纪不能随团走完全程，可她坚持要去腾冲，到那里了却一桩心愿。91岁高龄的远征军女军医陈庆珍要了却什么心愿呢？

     回想起68年前带着伤员从缅甸八莫撤回国情景，她眼中不禁泛起了泪花，当年她们带着伤员从缅甸到达腾冲和顺乡，当地村民煮好稀饭，摆上咸菜，亲切地对他们说：“抗日战士们，你们辛苦了，吃碗稀饭，休息一下再走吧。”这顿饭，让陈庆珍终身难忘。她说，重走远征军之路活动，虽然走不完全程，但腾冲我一定要去，我要去感谢腾冲和顺乡的老乡们，是他们的那句‘抗日战士们，你们辛苦了’，让我能坚强地面对一生的磨难。

      
         19岁那年，陈庆珍考入军政部昆明军医大学第二分校学习，期间，在去嵩明找同学的途中，遇上了广州军医大学后方医院的伍启伦。两人从此结下保家卫国，患难与共的不解之缘。

　　陈庆珍，1920年出生，原姓方，后过继给陈家，两家都是玉溪澄江当地大族，家中非常富裕，她在两家都很受宠。但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陈庆珍不顾家庭反对考入了军政部军医大学昆明第二分校第三期。1942年初，还未完成学业，为了参加抗日救亡运动，陈庆珍放弃了学业，投身于未婚夫伍启伦就职的196后方医院，成为一名中尉军医。在她从军之前，哥哥方学文（牺牲在抗日战场）、方学章和弟弟方学义都参加了抗日战争，受兄弟们的影响，娇小的陈庆珍带着一腔热血，随后也投身到了保家卫国的战场。

　   对于伍启伦，陈庆珍刚开始是一种崇拜，90岁高龄的陈庆珍说起当年那段佳话还显得有些激动：“他祖上是马来西亚华侨，他又出生在广州，会讲很多国家的语言，医术也很高明。我学习上有什么困难，只要问到他，都会得到耐心细致的讲解。”两个有着共同追求的年轻人，在飞鸿传书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期间，伍启伦从嵩明转到安顺55师，又从安顺转回昆明，准备随55师赴缅甸抗日。就在此时，伍启伦突然重病，不得不滞留昆明医治。病好后加入到196后方医院，担任中校副院长，因该医院隶属的“云南省军医署”位于军医大学二分校大门旁，医院赴缅抗日时，陈庆珍毅然休学成了一名随军抗战的中尉军医。

　　1942年2月，196医院约50名医务人员奉命前往缅甸八莫，驻八莫飞机制造厂内。陈庆珍还记得，奔赴缅甸的时候，他们总共有20辆卡车运送物资，她的嫁妆也随车送到。到八莫不久，陈庆珍和伍启伦举行了简单的战地婚礼。“没有礼服，也没有婚纱，只是医院同事吃个饭，院长宣布结婚了，就算结婚了。”说起自己的战地浪漫，陈庆珍笑了。

　　她回忆说，结婚不久，就有伤员陆续住进医院，我们就开始忙碌起来。我记得到四月中旬，伤员来得很多，医护人员又少，大家每天休息不足4小时，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医院到达八莫没多久，就遭到日军飞机轰炸。警报声一响，医护人员就要安排伤员疏散，不能行走的就抬着转移。瘦弱的陈庆珍也经常抬担架。

　　1942年4月下旬，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失利。一天中午，警报声响起，飞机制造厂火光熊熊，黑烟冲天，伍启伦迅速组织医护人员带上药品和干粮疏散，躲在医院附近的树林中。傍晚，隐约听到八莫方向传来的炮声，打探情况的人回来说，飞机制造厂和医院都空无一人。伍启伦当机立断，立即带领由10名医护人员和近80名伤员的队伍转移。大家相互搀扶着走了一程来到一个岔路口，有英文路牌标注：一条路通向密支那，另一条通向云南。大家一致决定往云南方向撤，走回昆明！整个撤退队伍中，只有陈庆珍和钟雪贞两名女兵。

　　回国的路没有路，全是绵延不尽的山林，总有走不完的山路，一会是密林，一会是山顶，一会山脊，一会是河流。每次爬山我就想‘爬完这座山，对面应该有人家了吧’，可每次都是失望。陈庆珍还记得一名左手负伤的小战士悲哀地对自己说：“我饿得怕是活不成了。”看着他可怜的样子，陈庆珍把藏在身上一直舍不得吃的四片饼干给了他。拿着饼干，小战士哭了，饼干和着眼泪一起吞下了肚。

　　一天傍晚，终于在高黎贡山脚下看到一户人家，大家吃上了他们撤退以来的第一餐米饭，也享受到了多日来的第一次室内休息。5月11日中午，陈庆珍等人到达腾冲和顺乡，当地村民煮好稀饭，摆上咸菜，亲切地对他们说：“抗日战士，你们辛苦了，吃碗稀饭，休息一下再走吧。”这顿饭，让陈庆珍终身难忘。重走远征路的大型活动，我已经91岁了，血压也有点偏高，虽然走不完全程，但腾冲我一定要去，就是想去感谢腾冲和顺乡的老乡们，是他们的那句‘抗日战士们，你们辛苦了’，让我能坚强地直面一生的磨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远征军在海外主要就是在缅甸作战。中国在缅甸、云南投入的部队高达50万人-60万人。根据中国远征军副总司令杜聿明当时估计，在第一次入缅作战中，中国远征军牺牲人数超过6万，其中有5万人是在撤退途中非战斗死亡的，特别是在供给断绝、热带疾病肆虐、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野人山中死亡人数最多。在第二次入缅作战中，有资料显示，中国远征军驻印度新一军牺牲的人数是2.7万，新六军牺牲的人数估计也在1万至1.5万之间。这样，中国远征军人在缅甸的牺牲人数就可能接近10万。

      在第一次入缅作战中，由于那时打了败仗，中国远征军根本没有条件为牺牲的人员修建墓地。战后收复失地后，中国人在第200师作战最为激烈的同古修建了纪念碑。而在第二次入缅作战中，中国驻印军作战沿途都修建了墓地，其中最大的是在作战最激烈的缅北重镇密支那和八莫。

     中国远征军赴缅抗日不久，1942年2月，196医院和约50名医务人员奉命前往缅甸八莫，院址就设在八莫飞机制造厂内。196后方医院到达八莫后进行了大约两个月休整。医院到达八莫没多久，日军的飞机就开始对八莫的军事目标进行轰炸，跑警报是常有的事。警报只要一响，大家都变得很紧张，只有警报解除之后，大家心里才会得到片刻安宁。当时源源不断地有伤员送来，其中有不少断手断脚的重伤员，伤员人数最多时达百余人，因此，虽然八莫属后方，由于当时通讯不便，再加上自己也只是个小军医，陈庆珍对前线的情况并不是很了解，完全没有想到撤退会来得如此快、如此突然。1942年5月初的一天中午空袭警报又响了起来，飞机制造厂内也燃起了大火，滚滚浓烟直冲天际。医院有人跑去察看，发现是飞机制造厂的工人将存放在厂内堆放的汽油引燃了，气氛很紧张，但大家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没多久，大家就发现院长郑炎开着吉普车先跑了，陈庆珍的丈夫副院长伍启伦便安排重伤员和部分医务人员到相对安全的地方躲避，之后又带领着轻伤员和其余医务人员人，带上少量干粮和药品沿着便道外出躲避，打算等空袭过后再回来。大家相互搀扶着走了一程后，在一条岔路边发现一块英文牌子，经伍启伦辨认，这是一块路牌，岔路口其中一条路通向密支那，另一条通向云南。此时天快黑了，大家便就地休息。这时，从八莫方向传来阵阵枪炮声，敌机也在八莫上空盘旋。“不好了，八莫怕是被敌人占领了！我们回不去了！”大家呼喊着。想起留在医院附近的重伤员和医务人员，陈庆珍心里不禁阵阵绞痛，忍不住掉下泪来：院长他们肯定跑不掉了，肯定被敌人杀害了。

    回八莫是不可能了，那朝哪里撤呢？既然敌人已经来了八莫，那密支那肯定也危险了，（密支那于5月8日陷落）最后，大家一致决定，往云南方向撤，走回昆明去！

    归国的路荆棘挡道风餐露宿。经过简单的休整，这支70余人的队伍，开始向云南方向前进。队伍中医务人员有12人，其余均为轻伤员。陈庆珍还记得队伍里面有一名叫李宗昆的药剂师，一位姓麦的内科主任，还有一名叫钟雪贞的护士，是李宗昆的妻子，整个队伍中，就只有陈庆珍和钟雪贞两名女性。

   
当大家走到便道的尽头时，发现面前是一片绵延不尽的山林，伍启伦便和另外一名男军医拿着指南针在前面带路。森林里荆棘密布，大家脸上、身上，到处都划得是口子，但还是一直在坚持。在陈庆珍的记忆里，爬了一山又一山，总是有走不完的山路，一会是荆棘丛生的密林，一会是植被稀疏的山顶，一会沿着山脊行走，一会又顺着湍急的河流而上，每次爬一座山的时候她就想，爬完这座山，对面应该有人家了吧，可每次都是失望。除了走不完的路，食物也成了很大的问题。由于出发的时候估计不足，队伍里每人只带了一天左右的食品，药品也极其有限。尽管大家一再节省，但食物很快就吃完了，饥肠辘辘地跋山涉水，对每个人来说都是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挑战。为了生存下去，大家靠野果充饥、山泉解渴。70多人分为3人一组，相互搀扶着前进，一到宿营地就以小组为单位清点人数，若有人员走失可以及时发现。伤员们一到宿营地就埋头睡觉，陈庆珍他们则还要为伤员们做检查，更加疲惫不堪。

    在路上丈夫让她坚持下来。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让当时22岁的陈庆珍几近崩溃，几次悄悄向丈夫伍启伦哭诉，每次都是丈夫的鼓励让她坚持下来。当她突然发现27岁的丈夫仿佛一夜之间变得苍老了许多时，才发觉丈夫肩上的担子有多重，便决心不再哭诉，而是更多地帮助别人，减轻丈夫的压力。

    有一次，陈庆珍扶着一名左手负伤的小战士行走在山路上时，小战士悲哀地说：“我饿得怕是活不成了。”看着他可怜的样子，陈庆珍把藏在身上、自己一直都舍不得吃的四片饼干给了他。拿着饼干，小战士哭了，眼泪和着饼干一起吞下了肚。伍启伦知道后，称赞她做得对，丈夫的肯定，让陈庆珍很欣慰。

    
一天早上，队伍正准备出发，一名头部缠着绷带的伤员突然大喊大嚷说，宁肯死，他也不跟队伍走了。他还抱怨说：“带路的带错了，没吃没穿还不停地爬山，是人过的日子吗？”不少伤员的情绪也受到了影响，也纷纷说，反正早晚是个死，何必再吃苦受累。还有人叫道：“他们不走就算了，随他们去！我们走！”看大家情绪激动，伍启伦等大家都吵得精疲力尽了，才站出来安慰说：“兄弟们，大家都是中国远征军的七尺男儿，只要再咬紧牙关坚持一下，就有生的希望。我带着指南针，请大家相信我。我不会留下一个弟兄的，要走大家一起走，要死也死在一起。”听了伍启伦的劝告，大家这才起身上路。事后，陈庆珍为丈夫抱不平，伍启伦却说：“作为随军军医，不仅要治疗战士们的肉体创伤，也要治疗他们的心灵创伤，远征军兄弟们走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他们又不是鬼子汉奸，即使有天大的错，不但要包容他们，还要把他们带回去”

   回到云南，他们在惠通桥头放声痛哭。历尽千辛万苦回到祖国的土地，有一天傍晚，他们终于在山脚下看到一户人家，大家都忍不住欢呼起来。陈庆珍还记得，那户人家有一排房子，看起来足够宽敞，可以容纳他们一行人。伍启伦向主人说明情况后，主人爽快地答应给他们安排食宿，并告诉他们，这里是高黎贡山脚下，他们到了汉族聚居区，已经到了云南，回到中国了！

当晚的一餐饭，让陈庆珍永生难忘，虽然只有一锅米饭、一碟咸菜，并且也不足以饱餐一顿，但大家都吃得很开心，因为这是他们撤退以来吃的第一餐米饭。当晚也是这么多天来第一次在室内休息，虽然没有足够的床，很多人只能睡在凳子上、地板上，但最艰难的路已经走完了，大家都睡得很香。次日天不亮，大家就启程了。翻过高黎贡山，又走了许久，一天中午（5月11日）到达腾冲和顺乡。当地村民煮好了稀饭，摆上咸菜，亲切地对他们说：“抗日战士，你们辛苦了，吃碗稀饭，休息一下再走吧。”这番话，让大家心里暖烘烘的，忍不住热泪盈眶。队伍本来打算从腾冲返回昆明，但和顺乡的村民告诉他们，前一天（5月10日）腾冲县城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他们只好改道朝保山瓦窑方向走。

     在瓦窑，伍启伦联系上回昆明的汽车，他们坐上返回昆明的军车，此时，陈庆珍心里五味杂陈：即想快点赶回昆明，又怕回去后亲友见到自己狼狈的样子。陈庆珍想起自己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放弃富裕的家庭，不顾一切地去参加抗日救国，没想到几个月之后，一切都化为乌有。当撤退到惠通桥时，她难过得号啕大哭。

    196医院从缅甸撤退时，伤员和医务人员共有70余人，历经艰险，跋山涉水，回到了昆明。70多人里，没有一个人掉队，没有一个人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