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中国的官场,名利上的奇迹并不完全来自于纯洁和高贵，而是那些无赖耍尽手段让我们伟大的傻瓜赞美罢了！不管你如何歌功颂德,历史自有评说。

    中国历史上比包拯了不起的大有人在,后人为何怀念他呢?

    一个人之所以名留千古或遗臭万年，关键在于他在他所处的时代背负什么样的使命。

    1037年春天，安徽天长县官场上，出现了一黑面书生，他一身长衫几件行李来县衙报到，谁也想不到，这个人就是新上任的县令包拯。此时，包拯已经是39岁的中年人了。这把年纪却是第一次入仕。距离他获得“青天”称号并不遥远，但距离他当上开封市市长，名扬天下的“包青天”还有20年。
  包拯在官宦世家长大，上进心强，29岁中了进士。然而，为侍奉渐渐老迈的双亲，包拯拒绝出去做官，在家一呆就是10年，直至父母病逝和守孝结束，他才出来做事。所以，他在北宋官场上一露面已是中年。
   他仕途的第二站转到广东肇庆—又叫端州，当地大名鼎鼎的端砚就是最好的创收项目。在官僚盘剥下，不少人打着“进贡“旗号开发端砚，端砚也成了当时行贿受贿的拳头产品，真正送到皇帝手上的没有几方，更别说拿到市场上成交了。包拯一来，就下令端砚定额进贡。而他自己，直到离开端州，也不曾带走一方端砚。“端砚事件”很让朝廷赏识，3年后包拯就调入开封。这是自进京考试之后，包拯第二次来到京城。
   值得一提的是，北宋是一个士大夫意识高度觉醒的年代。汉唐后期的“贵族社会”已经完全转变为“文官社会”，不少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敢于在朝堂上和皇帝正面交锋。更有甚者，觉得一个人单挑皇帝不过瘾，就约齐一帮同事，对皇帝展开围。当时的包拯就是宋仁宗相当头疼的挑剌者，他的主攻方向就是最敏感的人事问题。
   宋仁宗宠爱张贵妃，她的伯父张尧佐一路飙升。除了担任财政部长，还身兼四大要职，在北宋的外戚任命史上创下了绝无仅有的记录。一干大臣为此吵闹不休，集体开足马力，要求皇帝撤张尧佐的职。争论达到双方下不台的地步时，包拯毫无顾及指责皇帝，仁宗气得说不出话来，最后拂袖而去，回到后宫对张贵妃发脾气：“你只知道让你伯父官升宣徽使、宣徽使，怎么就不知道现在的御史中丞有个包拯！”
    在宋仁宗的偏袒下，弹劾工作并不顺利。围绕老张的人事任命，包拯等人和皇帝陷入了一场持久战，老张在那场战争里中像捉迷藏一样进退自如，-弹劾风头最盛时他退，风头过后又迅速攀升。直到老张死了，整场战役才算正式结束。
    此后，二弹郭承佑、七弹王逵......包拯下定了绝不放过一个贪官污吏的决心。
   “庆历新政”的两份奏章
   当时范仲淹在政坛上呼风唤雨、掀起“庆历新政”的高潮时，包拯还是一个刚刚从地方调进中央的新同志，对范仲淹的改革，是支持还是反对？朝廷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党争”：你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把包拯从端州拉到监察御史位子上的，是保守派的王拱臣。王拱臣的举荐，很可能是为了给保守阵营充充数、壮壮胆，并不指望这个年纪一大把的“新秀”还能在挤垮改革派上有何贡献。
   这场改革以吏治为第一目标，恰恰与包拯的政治关怀不谋而合。他盯上了“按察使”这是新政的重要举措之一，范仲淹向各地派出按察使，专门监督地方官吏。按察使只要一句话，就能决定地方官是上中央、还是下监狱的命运，正所谓大权在握、为所欲为。包拯的奏章，一针见血《请不用苛虐之人充监司》。立刻，关于“按察使”是否加重了吏治腐败的争论，达到白热化。宋仁宗开始意识到，改革派官员也不是一潭清水，同样有人在浑水摸鱼。
  在这个过程中，刚到中央的新同志包拯起到了意想不到扳倒改革派的作用，保守派大臣喜出望外，以为包拯可以为自己所用了。但接下来的事情却让他们大失所望。
    1045年新春，范仲淹罢相离京，新政失败，保守派弹冠相庆。谁料这当口上，包拯一篇《请依旧考试奏荫子弟》，洋洋洒洒，大谈范仲淹用考试选拔士大夫子弟的政策应该维持下去。如此堂而皇之地对已经否决的一项政策进行肯定，保守派们瞠目结舌：此人犯浑了？殊不知，在包拯的眼里，没有派系，只有公理；没有党争，只有实情。
   6年后，官升知谏院的包拯，显然早把范仲淹改革的倒霉下场忘了个一干二净，他向宋仁宗交了一篇著名的奏章《七事》-区别奸忠、不信朋党、信用贤能、治奸妄之人、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访才用贤、启用贬逐之臣，赫然与“庆历新政”如出一辙。群臣这下才明白了：包拯，就是个实话实说的官场异类。
    当包拯弹劾宋庠时，不少人觉得惊诧。宋庠文采风流，做宰相7年，一没贪赃枉法，二没苛政暴政，三没道德败坏，实在无错可挑。但是包拯说，不错，是因为你没干事，国之重臣，毫无建树，应该弹劾。
从开封府到财政部
   1057年春，59岁的包拯终于来到了开封府。
   他第一个举措，是改革诉讼制度。在北宋，平民要告状，得通过“门牌司”层层上递案件。刁滑的小官吏，就是利用这个机会讹诈百姓。包拯二话没说，裁撤门牌司，人们可以直接接触办案官员，顿时民心大悦“开封有个包青天！”从此传开。
    事实上，包拯在开封当市长不到两年。61岁时，他接到仁宗又一项重任：出任三司使，打理国家财政。在这个位子上，包拯展现出了经济改革的天赋。当时，朝廷向百姓征用过度。包拯说，进贡物品也是商品，朝廷要按照一定价格，按市价向百姓购买；至于急需物资，那就跟富翁们要吧。
   事出凑巧，包拯主管财政那两年，江淮、两浙灾荒不断。北宋时期，朝廷收税只要现金，不要实物。于是人们得把粮食卖给官府折为现金，官吏们趁机压低粮价。平时还好，灾荒之年就民不聊生。包拯敢于直言，一口气上了四道奏章，“请免江淮、两浙折变”。
   经济改革的成效，让皇帝愈发信赖包拯。1061年，他官至枢密副使（副宰相职），成为中枢重臣。但63岁的包拯已是风烛残年。欧阳修说，包拯一生“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这样的至情至性，实在是消耗了他的生命。尽管还有很多他看不惯、的地方需要改革的大事做，但他已无能为力。
   回首包拯的一生，仕途其实很平淡，尽管如此，可他在任何困难面前都没有动摇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决心。他的生命力就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