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离中国人还有多远

   
       200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给了法国作家克莱齐奥。克莱齐奥在法国出生，用法语写作。不过他写的不光是法国。在他笔下，有非洲、美洲，有陆地、海洋，甚至还有不知名之处和莫须有之国。他的早期作品，诸如《诉讼笔录》、《可爱的土地》等，大多在寻找一种空灵与寂静的境界，人物时常在形式、色彩与物质的海洋中摇摆不定，人和物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而他的后期作品，诸如《寻金者》、《罗德里格岛游记》等，则更关注心理空间，向着自然与人这两个“宇宙”同时进行宏观与微观的探索。瑞典文学院在颁奖公报中形容克莱齐奥的作品为“新的旅程、诗意的冒险和感官的狂喜”，称赞作者探索了“主流文明之外的人类和为文明隐匿的人性”。

克莱齐奥直言，中国文化对他影响深远。他解释说，1967年，中法两国恢复了外交关系，当时他还是一名刚入伍的新兵，希望能通过民事活动的方式来服兵役，于是他申请加入在中法两国交流合作协议框架下的由法国派往中国的第一批年轻人的队伍。但不知道为什么，他的申请没有获得批准，这件事长久以来成为他的一大遗憾。不过，克莱齐奥表示，他一直保留了学习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兴趣，“阅读中国的古典文学，鉴赏中国的京戏和国画对我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他说自己尤其喜欢中国现代小说，特别是鲁迅、巴金和老舍的小说。他说，这些名家的小说的深度、激情和幽默都是世界性的，超越了国界。

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人又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呢，这到底是什么原因给我们带来了莫大的遗憾？！在中国，几千年来实质上并不存在知识分子，即使有，在中国大量堆积的史籍中，他们的名字也完全被帝王将相所淹没。知识分子的使命在于为人类承担开拓视野战胜无知，不断发出危机警告信号的天职而奋斗不息。我国几千年来不能说没有这种人，只可惜这种人在中国从来就难以生存。先秦春秋战国时代，或许还有可能，自从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千百年来连连不断的文字狱，中国知识分子的天职早就被改造成为王权神授巧言舌辩，歌功颂德的文人行径。阿谀奉承，报喜不报忧的文人传统取代了悲剧危机意识，大批文人墨客，伪君子围绕着当权者充当了“哈吧狗”为了讨人喜欢，汪汪的叫了几千年。

中国出现知识分子完全是近代的事情，1919年的“五·四”运动前后曾一度出现耀眼知识分子，鲁迅先生就是最杰出的代表，但是，没有多久，知识分子又渐渐被消灭了，仍旧只剩下了中国传统文人。及至近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生存的路依然荆棘密布，危难重重。可以说，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不过是先前西方知识分子命运的重演，应该坚信，痛苦是会有报偿的，人类理性之光——自由、科学和民主绝对不会只照射西方。

从褒义的角度说，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人类中勇敢的大智大慧，先知先觉者，是一些宁无家可归用自己的血汗乃至骨肉心甘情愿经受狱火煎熬而为人类做出理性的羹汤的圣者。

  我们中国的知识界苦思焦虑但却终究无可奈何地背负着一个受人赏玩的社会，面对的是一只有形万能无能的手。这只手实际上就是中国存在了数千年经久不衰的人治政府。说它有形万能，因为它主宰了一切；说它有形无能是因为它目空一切，甚至扼杀了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智慧，以至在迄今为止的现代人类社会理性的系统中，中国人基本上毫无建树、既缺乏社会的“自由”机能，又缺乏社会的“民主”机能，同样也缺乏社会的“科学”机能。

   中国的知识分子面对这只有形无能的手所能做的根本不是什么认识或不认识，而是顺从或不顺从。顺从者可以官运亨通，充当当权者鱼肉百姓和愚弄天下的歌手。不顺从者铤而走险，就是惨死狱中或流亡他乡。由此，中国知识分子的天职自动丧失，甚至茫然无存。知识分子蜕变为无聊、无行、无脊梁的文人，“开拓视野，战胜无知”的天职改变为“畏天命、畏圣人、畏圣人之言”的忠实奴仆。

   社会的发展，当西方的知识分子披荆斩棘，荜路褴褛而跃跃成为悲壮的人类理性前驱之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都在躲躲闪闪、屈辱求存、苟且偷生悲哀地成为人类非理性的蒙难者。

    无论人类个体或人类社会，均在对不断的危机和困境的敏感中寻求生存，寻求稳定和发展。总之，寻求层次愈来愈高的安全感，只要不失去最起码的认知和创造力，那么，每经历一次危机，每冒一次风险，他们都可以获得一次升华理性的机会，都可获得一次提高生活质量的机会。

   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人们对危机的敏感程度和范围也不断提高和扩大，从最初的生命威胁，饥饿、寒冷、疾病，一直到社会生态破坏，社会资源枯竭，社会政治腐败，经济萧条，道德沦丧，教育无力，良知晦暗等等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愈来愈系统，愈来愈周密的反复思考。

   没有清醒的危机意识，个人会失去许多进取的机会，甚至还有可能失去延续生命的机会，没有清醒的危机意识，社会同样会失去许多推进文明进步的机会。中国长期以来文明进步特别缓慢，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在于统治阶级对社会思想意识自上而下高度的专制垄断，统治者对社会危机意识以及产生这种意识的智慧和能力的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的被压制和摧残。压制危机意识的中国传统造就了中国人苟且偷安以及中国文人的趋奉和伪善。

   人类历史早就铁定地证明：压制从而丧失社会危机意识，压制摧毁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原动力，剥夺了公民的言论、新闻、出版、集会的自由权利。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是，如果匹夫无权、责将何施？权者：至少是自由言论、出版、新闻发布之权利。没有这些权利、便没有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没有“乌鸦”的危机呼叫，便没有全民族的危机意识，同样没有振兴民族最深层次的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