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的时候，我有一种异样的很不好的感觉，觉得我在2009年会遇到什么事，不是小事而是大事，也许还与生命有关，但到底会遇到什么事，说不清道不明。我把我的这个感觉写在了我的一篇博文中，说我今年要过一个坎儿。

我不是宿命论者，也从不迷信，但我认为人的第六感觉也许存在。因为我年初时的感觉居然应验了，我正在过坎儿。

学校在2月13日正式开学，那一天我以被抢救的方式进了医院，用医生的话说，离鬼门关只一步之遥。

11日，由于晚上连续工作，突然有种不适感，肩胛骨处隐痛并时而反射到背部，起初并未在意。12日惊闻学校一个年长我几岁的院长突发心脏病去世，联想到我会不会是心脏出了问题，就近买了瓶硝酸甘油，因为我知道，如果心脏有问题，服硝酸甘油后会很快缓解，但我服用后，没有任何效果，因此我把心脏病自我排除了。

13日，隐痛还是存在，但不影响工作。同事建议我还是要到医院看看，在把上午的事处理一下之后，大约十点，我自行走到校医院，一路上还和遇到的同事谈笑风生。

由于我到学校工作后，从未在校医院看过病，挂号处的两个护士都不认识我。当我说挂号看病时，她们问你是学校的教职工吗，我回答：不好意思，原装的学校教职工。她们又问：病历号，回答：对不起，没看过病，不知道。再问：姓名，回答：某某某。护士把我的名字输入计算机，搜索后说，有你这么个人，病历号是*****。至此我才知道，我们官僚兵僚的都如此厉害。她们找出我的病历，内中空空如也，没有只字片纸。

按照指点，我到二楼的第五诊室就诊，两个大夫我都认识。她们说，呦，检查工作来了。我说是看病来了，随后把我的感觉自我描述一番。未等我说完，一个大夫就笑了，一直笑到趴在桌子上，她说文老师怎么吓成了这样，这么精神，这么好的身体，怎么会有心脏病？肯定是因为昨天那个院长去世把你吓着了。另一个大夫倒没笑，她一本正经地说最近有一种感冒和你描述的症状一样，你也许感冒了。

但既来之，则查之。我被安排做心电图检查。

躺在床上看医生的表情，从她一脸阳光到一脸严肃的脸上，我已然觉察到情况不妙。她说了一声躺着别动，拿着心电图结果跑了出去。随着外面的嘈杂声，校医院院长、若干医生和护士涌进了心电图室。院长要求我不说话，躺着别动，在给我输氧和服硝酸甘油、阿司匹林的同时，指示其他人马上叫救护车并通知校领导。我这时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但寄希望于校医院的诊断有误。很快救护车就到了，我被用担架送进了救护车。

救护车上的大夫也对我进行了检查，结论与校医院一样，看来我确实有状况了。躺在救护车里，听着救护车的刺耳鸣叫，看见窗外一闪而过的树梢和建筑，感觉很是异样。我从未想过我会躺在救护车里，我们经常会听到救护车的鸣叫声，经常会看到飞驰而过的急救车辆，但绝少有人会把它与自己联系起来。怎么今天躺在救护车里的是我？是哪个在外人看来永远朝气蓬勃，好像永远不知疲倦的我？这是真的吗？还是一个天大的玩笑？

在救护车上我还想，如果是真的，我也许很快会昏迷，也许会出现所谓的弥留状态。在那段期间，我打了两个电话，一个是给我的太太，尽量轻松地告知基本情况；一个是给学校的一个部长。尔后给一个学生发了个短信。

救护车飞驰着驶进北京安贞医院急救中心，又是一番检查、打针、吃药。结果依然严重，病情还在发展，医院建议马上做微创手术，疏通血管，并放置支架。否则我的生命可能会进入以分钟为单位的倒计时，但又明确说这种微创手术对于我也是有生命危险的。在犹豫了一个短时间后，我自己在手术单上签了字，实际是医生怎么说我怎么写。单子上密密麻麻的一大篇，根本不知具体内容。我记得我是这么签的：同意做1--6项手术。某某某，年月日。

在所谓的手术过程中，因为是局部麻醉，我能听到医生的对话和对护士的指示，大部分时间还能看到手术屏幕，一个小钩子状的东西在我的心脏的血管部位上蹿下跳。我的全部注意力都在手术本身，不像很多人现象的那样在飞速的考虑生前死后的事。一个小时后我被推出了手术室，照影结果证实了先前的检查结果，心脏的三根血管中的两根粗的已完全堵死，一根细的将要被堵死。两根堵死的血管已无法打开，细的那根进行了疏通，但由于太细，已无法放置支架。

后来我回答了同事提出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一向果断、雷厉风行，为什么在签字时有点优柔寡断、犹豫了一段时间 ？

回答：我在等我的太太，她在赶往医院的路上，大约需半个小时。我不是大人物，没有什么政治遗言；孩子就一个，也没有什么遗产分配。但夫妻一场，还是希望她在看我最后一面时，我是活的。

第二个问题是：支架未放成，手术不成功，但为什么你出病房时居然打出胜利的手势？

回答：对于我，成功与否的标志是生命的延续或终结；而你们理解的成功标志只是一个具体方案的执行程度。

医生后来说，整个过程，我没有哼一声，按照检查结果，绝大部分人在这种情况下不是昏迷就是疼的喊叫，我的例子很少见。医生解释有三种原因。一是我这个人确实坚强；二是每个人的耐受力不同，我对某种疼痛的耐受力可能强于他人；三是当人长期处于一种特殊的压力和紧张的状况下，会抑制人的疼痛感。就像在战场上，人的肠子都被打出来了，往里塞塞还能继续战斗一样。我想也许我属于第三种情况。

微创手术后，我被送进急症重症监护室（EICU），一呆就是十天，不见天（走到窗前都看不见天，况且不能下床），不着地，四周仪器遍布，身上管路纵横。有时自己都觉得好笑，至于吗。但医生却认为我当时确实是命悬一线。如果我再晚一些到医院，也许他们也回天无术了。

在急症重症监护室，医生告诉了我的基本病情。对于如何治疗给了我两种选择：一是采取保守疗法，活动半径是半个小时之内必须能到一所大医院，危险伴随终生，也许能再活30岁，也许死亡就在明天。二是采取开胸搭桥手术，术后服药及注意有关事项，可以基本像正常人一样工作和生活。但手术本身具有风险，医院的成功率大约是97-98%，我的情况复杂，要做好下不了手术台的准备。我毅然地选择第二种，因为第一种不是目前我可以接受的生活方式。

同事说我行善积德，吉人天相。得病的那些天上天给了我太多的机会和暗示。

其一。发病的前些天，我刚从南非回来。如果在南非发病，我将命陨非洲。

其二。我是13日被送进医院的。按照计划，13、14两天，原本有两个在校外的北京市的重要会议要我参加，但学校的一把手不同意，认为开学在即，学校有更重要的事情，那两天的校外会议由其他人代行其事。如果按照原计划，我可能会倒在校外会议的会场上。

其三。按照我的性格、习惯和自我感觉，我不可能到校医院去检查（常规检查时，我的心电图、血脂、血压都正常），但那个年长我几岁突发心肌梗死的院长之死强烈地暗示了我。使我第一次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次到校医院看病。

其四。我遇到了校医院非常有经验、非常负责任的院长和大夫，处理到位、果断、及时，否则后果难料。

其五。我有那么好的同事。不断地提醒我到医院检查，在医院又为我跑前跑后，找人托事。

印象最深的事是在急症重症监护室时的第一次主任查房，主任医生几乎没有问我的病情和自我感觉。他俯下身躯，直视我的眼睛，几乎是一字一顿的对我说：凡事皆有因，凡病皆有由。我是教授，你也是教授，你怎么得的病，不用我说，你自己应该知道。说完起身离去。实际上在监护室里的很多空白时间段，我都在琢磨他的话。

长期的工作压力、精神紧张固然是原因之一，长期的对自己身体的过分自信固然也是原因之一，但也许还有其他原因，如我的认真、我的追求完美、我内心可能过于丰富的情感世界。工作上、生活上有太多的事情放在我的心上，拿得起，却放不下......

十天后，我被转入外科病房，做手术前的检查和准备。第二天医生告诉我，我目前的心脏和血管条件根本不能做手术，必须先行治疗调养三个月后再做决定。这段时间可以在医院也可以回家，一般而言回家比医院调养的条件好一些，但千万注意，不允许再犯一次，否则没有希望。我选择了回家。

26日上午，我办理了出院手续，在临离开医院时，我去看了两个人。他们是我转入外科病房的同房病友，我们相处不到一天，交谈不过三句，不知姓甚名谁，不知家住何方，在他们被推进手术室离开病房前我给他们以祝福。在一个病房我看到了两人的家属，我知道他们平安地下了手术台，并通过24小时无菌监护室的监护后，度过危险期，回到了病房（不是手术前的原病房，在他们将要做手术时，他们原来的病床已被安置其他的病人）。他们还不能动，戴着呼吸机不能说话，眼睛也闭着。也许是感应，我进去时，他们都睁开了眼，并努力地试图抬起手臂向我示意。我没有说话，只是点点头，用手抚摸了他们的手臂。这是一次心灵之间的对话，是一次生命之间的交流。我们原本不认识，以后也不会交往，在人生的旅途上互为路人，或者仅仅是擦肩而过。但在这一瞬间，我们互相有了心灵的记忆和生命的慰藉。

哦，医院给我的诊断结论是：急性前壁心肌梗死。

这篇《过坎儿（上）》就写到这里，因为坎儿还没过完。

看来，《过坎儿（下）》要在下半年完成了，那是在开胸手术起码一个月后。

如果大家能看到《过坎儿（下）》，说明我已经迈过了坎儿。

如果大家没能在今年看到《过坎儿（下）》，说明这个坎儿我没迈过去。

不过如此。

但为了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我深信我有迈过这个坎儿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