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中国篇

（二百二十三）

中国经济社会的五年规划（14·15）

笔者按：调控人类商品经济建设发展的“左、右”手，无论是有形的政策之手，还是无形的市场之手，其实并没有形而上学式的哲学及政治经济学“歧义”。如果人们以义、利之理，来解析这“两支手”，对市场及社会的影响，那么，也许人们应当更注重于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的“义”、“利”之要，在调控商品经济及其价值生产流通的“分工”。不过，即使在调控商品经济建设发展的这类“左、右”手之中有所“分工”，那也不过是有所谓有形之手的社会公义与无形之手的私义，以及有形之手的市场大利与无形之手的小利之别而已矣！

附原文：

国家规划与政府报告年度评述（第十四期）

（2019-2020）

大市场、大社会中的有形之手

当马基雅维利约五百年前，系统地阐述了集权中君权、政权，在国家管治中的“权术”作用，并在其后广泛地影响着西方国家政治思想与行为，以及其政治体系或体制建设发展之时，中国早已经在两千多年前，自商鞅所述“帝、王、霸道”起——甚至更早的儒家所提倡的“克己复礼”，或再更早的管仲所提出的“四民、四维”的理论与实践起，数千年来通过把以集权——无论是“家天下”、还是“党天下”的君权或政权等——为代表的国家行政手段、政府作用，作为其保障国家及社会民生——甚至包括其民权、民主等——的重要途径，与时俱进地“创新”演绎得淋漓尽致了。

不过，随着人类社会信息化的质变，所带来的社会运行结构的巨大变化、拓展；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所带来的市场大融合、大融通，无论是基于所谓人性的善与恶，还是基于民生的均与不均的东方和西方的“权术”，其在对包括民生在内的、社会诸权利的市场干预中，已经这样或那样的更加趋于行政化了。尤其是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的、国际政经与经贸及公共关系等，在其重构中所带来的不确定影响下，这样的行政干预的“愿景”，已经不仅包括政府行政执法方面，也蔓延至本应当处于“三权独立”之中的立法、司法方面，以及如美联储这类本应处于政策独立的货币当局方面了。

如此可知，作为有着数千年行政执法理论与实践“经验”的我国，面对当下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其如何使其有关的行政执法手段，在这个大变局中，将或有可能使全球市场、人类社会大分裂，又或有可能因此而形成更为广泛的大市场、大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发挥其“有形之手”在市场监管及社会管治中，更积极、而非更消极的作用，就显得格外地引人注目了。而这一点，其实比“十三五”规划，在其第十篇《提高民生保障水平》的《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缩小收入差距》、《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保障妇女未成年人和残疾人基本权益》各章节，更彰显中国政府行政及其政治文化的传承力、传播力。

正是基于上述的、所谓中国行政及其政治文化的传承力和传播力的认识，我国在有关以民生——包括兼而有之的民权和民主等——为主要目的的政策及行政执法手段和水平，就不能再停留在所谓的有关“权术”的认识水平上了。而是把有关政策及行政执法的理论与实践，更为开放地、更上一层楼地向人类社会生产与生活领域的各个权利“分成”方面，做出更为客观、系统而科学的努力。尤其是在所谓数字经济、知识经济等以高新技术为基础的新业态、新市场和新经济，即将或已经到来之机，如何利用相应的行政执法手段，来使更多的“数字贫民”、“技术佣工”等社会公众，在打破原有及现今的数字、知识和技术等种种垄断的条件下，分享其经济建设与发展成果，不仅仅是中国自身市场、社会监管与管治的重大挑战，同样也是在全球市场及经济一体化中国际社会及其市场管治、监管的重大挑战。

附件：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章目

第一篇　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和发展理念

第二篇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第三篇　构建发展新体制

第四篇　推进农业现代化

第五篇　优化现代产业体系

第六篇　拓展网络经济空间

第七篇　构筑现代基础设施网络

第八篇　推进新型城镇化

第九篇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第十篇　加快改善生态环境

第十一篇　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第十二篇　深化内地和港澳、大陆和台湾地区合作发展

第十三篇　全力实施脱贫攻坚

第十四篇　提升全民教育和健康水平

第十五篇　提高民生保障水平

第十六篇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第十七篇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第十八篇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

第十九篇　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

第二十篇　强化规划实施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