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中国篇

（一百七十八）

中国经济社会的五年规划（12·9）

笔者按：什么样的瓶子，盛什么样的酒；抑或什么样的酒，装进什么样的瓶子。无论是就“内循环”而言，还是就“外循环”来说——抑或以“双循环”而论，经济社会的区域协调发展，是需要与一定的体制相“适配”。这其中，有商品与商品间、资本与资本间，以及资本与商品间的价值生产流通“适配”；有产业与产业间、市场与市场间，以及产业与市场间的结构“适配”；有政府与政府间、企业与企业间，以及政府与企业间的权益“适配”……如此等等。因此也可以说，体制的创新改革，其实就是为了这样或这些“适配”、而“风生水起”的。

附原文：

国家规划与政府报告年度评述（第十二期）

（2017-2018）

体制改革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倍增器

解放初期，中央将全国划为六大行政区。如果说，这个基于对“旧社会”的革命所产生的行政管理体制，也许更多的是考虑政治因素而设立，并在推行计划经济五年计划之后被逐步撤销的话，那么，当下我国所形成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四大跨区域协调发展的区域（实际还应当包括对于我国“一带一路”建设发展同样重要的、面向欧亚大陆桥的中西部区域），显然更多的是体现其中的经济因素。不过，这种基于商品、资本等社会价值生产流通等经济因素，其所注重的、更趋向于市场化的区域建设，是否会受到我国基于传统行政化、政策化等政治文化的影响，则较之对有关区域一体化建设发展的本身，更值得人们关注。因为，这是和与之相匹配的、包括我国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在内的社会体制改革的重大难点之一。

最近有文章表示，中国已经形成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这四大跨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格局。因此，有人称，我国国家级区域发展已从过去的单个区域发展，转向推进多区域跨区域协调发展。通过深化区域合作，以及通过促进其经济及市场要素有序流通，来激发区域发展的活力。不过，在笔者看来，从政治统一到经济统一；从五年计划到五年规划，以及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这样的发展变革，亦应如本文所拟的标题及有关内容那样，也应当切实而实质性的反映在“十三五”规划“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各个章节之中，并成为其中建设发展的重要主线之一。

事实上，区域协调发展就如同国企改革一样，承载着我国极其沉重的社会及历史发展负担的。比如“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所需要的中央及其部委，以及与各级地方政府及其部门的“条”、“块”协调；比如“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所需要的相关地区政府及社会的权、责、利，从政策到法律的厘清、厘定；比如“扶持特殊类型地区发展”和“拓展蓝色经济空间”所需要的产业扩张、市场准入，是否能够满足相应地区的社会生产关系及其经济基础的发展现状，以及更为广泛的上层建筑所给予的制度保障……如此等等。在此之中，除了财政、货币等中央事权也存在协调需要之外，那些一旦涉及到更为繁复的、我国经济体制向着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发展之际，其所遭遇的种种跨产业、跨地区及跨行政、跨市场的制度性挑战，同样也一个不少——甚至不断衍生地存在于区域协调发展的进程当中。如此也可以说，我国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在内的社会体制改革，不仅仅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倍增器，同时从另一方面讲，也是区域协调发展的拦路虎。

附件：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章目

第一篇　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和发展理念

第二篇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第三篇　构建发展新体制

第四篇　推进农业现代化

第五篇　优化现代产业体系

第六篇　拓展网络经济空间

第七篇　构筑现代基础设施网络

第八篇　推进新型城镇化

第九篇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第十篇　加快改善生态环境

第十一篇　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第十二篇　深化内地和港澳、大陆和台湾地区合作发展

第十三篇　全力实施脱贫攻坚

第十四篇　提升全民教育和健康水平

第十五篇　提高民生保障水平

第十六篇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第十七篇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第十八篇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

第十九篇　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

第二十篇　强化规划实施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