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一位网友的文章:评翟永明《最委婉的词》
(2011-01-20 13:2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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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
评《最委婉的词》
原诗<最委婉的词>
—— 在我们的时代,人类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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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用一个词 改变世界
是可能的 如同
仅用一个词 改变爱情
世界和爱情 都因一个词
而痛哭不已
泪水滂沱像一条古老的河
那是流过他们的脸的幼发拉底河
那是洗净他们心的密西西比河
那是淹死俄菲丽亚的情欲之河
那是伴随家乡祸害的红色之河
河水滂沱流过他们的脸
世界和爱情 都被擦拭一净
他们没有了双手 双眼和双肺
他们失去了触觉 视觉和嗅觉
河水浑浊掩盖了他们的眼睛
血缘和信仰 也被擦拭一净
他们改变了颜色 肤色和血色
他们变卖了土地 天地和心地
这个词 翻译成中文
就是"改朝换代"
翻译成政治术语就是"政权更迭"
翻译成 成都语
就是我们通常爱说的"下课"
翻译成爱情术语就是"移情别恋"
他们沉默一片
在最委婉的词说出之后
那是这个词的兴奋点
那是所有战争和爱情的基点
那也是个人伤痛的边缘
原注:“Regime Change”(政权更迭)被美国方言协会选为“最委婉的词”。
90年代后,翟永明的诗风有了很大的变化,从内部指向外部,就像是对柏桦所说“躲在果壳里的写作”做出了调整,这就是为什么翟永明的诗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现实成分,更清晰地说,和我们现代生活息息相关的词。不过这些没有关系。我们直接进入诗歌。
要着手处理这首诗歌的确是有难度,首先就是题记中出现的“政治术语”,这个本来就不常使用的,被排除在日常生活用语之外的词,它和“人类表达”有什么关系。
其实如果从我所学知识的角度来看,题解就可以写上至少两篇博士论文了。其一主题可以与语言与权力的关系,另一主题就可以是语言和我们生活的关系。这里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
诗人清晰指出了一点:我们的命运都可以凝结于这个词,现代,我们命运的发生始于这个词。
我们注意一下“词”这个在语言里很小的单位,它成为整首诗歌里诗人反复阐述的对象,为什么呢?我认为可以基于两点来考虑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表达世界的时候,其实正是通过语言真正搞清楚了我们对世界是怎样认识的,在这之前,一切观念只是处于混沌的状态,即使你在思考,你的脑海中形成的观点,其实已经符合了语言的种种规则,你只是没有发出音而已,因此,我们再退后一步讲,是词清晰了世界,划分了世界。
再者,同这首诗歌紧密相关的另一点,诗人控诉了政治,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种种不幸的由来,这一主题表现了作者广阔的人道主义立场,对人类的整体命运流露出一种悲悯,可是这一主题的空话我们也屡见不鲜。我们却要看诗人是怎么写的,用怎样的切入点,语气,语调,语速,和词。
在政治之后,接踵而至的另一个主题是爱情。她说现代战争和现代爱情的崩溃是有类比性的。战争是翟永明诗作里经常出现的主题,战争的蛮性和残酷性直指现代的罪恶和本质。而诗人在此诗中的联想是爱情,一种柔情的语调出现了,关于这悲哀的命运,我们泪水横流,但这泪水却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古,上古,一个辽阔的视野被打开,这不但是讲现在,还讲过去,讲一个我们人存在的发源,一种蛮性和民族个性,这个性中包括种种-------信仰,肉体的差异,而如今我们“血缘和信仰
也被擦拭一净”,这种差异性日趋变淡,消隐在“一条混水”之中,这是什么?心的离弃,身体离弃,灵性离弃,一种“背叛”渗入到我们的现代生活,一切都四散了。
翟永明用碎片式的语言对称了碎片式的现实。诗的最后结束在一个“风雨欲来”的点上,“说出它”等于说出了一种隐喻,它可以投射在许多另外的词上,它是一种悲哀的结束,也是一种悲哀的起源。诗人在最后始终强调“兴奋点”“基点”,为了突出这个词作为这个暧昧时代的委婉中心,但在痛苦上却使用了“边缘”,为什么?这就是诗人的秘密。“痛苦的边缘”一定比“痛苦的中心”好。痛苦绵延的状态里,它成为个人既不愿想起也挥之不去的东西了。这就是诗人敏锐的语感。
这首诗用了非常工整的对仗形式,显然不是随意写出的作品,也应该不是一气呵成之作,我读过翟永明自己坦言一气呵成的诗歌-----《土拨鼠之歌》,同这首诗歌有不同的气质。
这令我想到策兰的《死亡赋格》,这种对仗写作保持了整体的平衡,语言句式上的对仗,词语与词语间的对仗,两个主题之间的对仗,俗语与术语的对仗,基点与边缘的对仗。
诗歌的口语化与书面化结合地更密切,古意与新意的统帐也做得更好。但是要能让人背诵这样一首诗歌,做到过目而不忘却十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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