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人：杨爽（Justyna Jaguscik）

访谈时间及地点：2010年9月1日，北京

一，诗歌的译者应是原作者的知音

杨爽（以下简称“杨”）：我是个外国人，如果我找您，告诉您我想看一首中国诗，您会把哪一首推荐给我？

翟永明（以下简称“翟”）：一首可能有点难选。如果是一首——，你是说新诗？

杨：都可以。

翟：有点困难，因为在庞大的诗歌体系里选择，还要解释——，不一定是最新的诗吗？从新诗里选吧，因为古诗太多了，而且你也可能不一定熟悉。如果要我选一首当代新诗，让你从中了解中国诗歌，可能我会推荐北岛的《回答》。北岛的《回答》对中国当代新诗潮是一个开端，文革结束之后中国诗歌有一个复兴的过程，北岛这首诗比较有代表性。如果国外的读者想了解中国的当代诗歌, 通过这首诗进入可能是最好的切入点，它首先是从一个大的背景进入，顺着这条线就可以了解到从朦胧诗一直到现在的中国当代诗歌，中间经过第三代诗人或者说是我们这一代诗人到下一代诗人的写作，这是一个比较清楚的脉络。北岛的这首诗也被认为是他本人的代表作。

杨：真巧。对我来说这也是第一首，是我个人, 我看中国诗的过程也是从这一首开始的。

翟：真的吗？挺好。

杨：对。我看的是中文原本，如果不懂汉语也可以看波兰语的译本，我还算幸运。您觉得看原本和看译本会有区别吗?

翟：译本我不了解, 我没看过，所以我没法说明。

杨：我也做翻译，但我翻译散文和小说，从来没翻译过诗歌，因为我自己不写诗，我不敢翻译诗歌。

翟：哦？

杨：是啊。我想问的是，你觉得只有一个诗人能真正理解另一个诗人的心灵吗？

翟：那我觉得不一定。如果本人是一个诗人, 也可能在翻译其他诗人的诗时能找到准确的切入点。但我并不确定只有诗人才能理解另一个诗人，不一定。因为诗歌也好，诗意也好，是两个心灵之间的沟通，并不见得跟身份有关。你知道中国过去有一个知音传统吗？一位琴师弹古琴被一个砍柴的樵夫听到，那个樵夫不是音乐家，只是个普通的樵夫。但是他能够听懂音乐，而那位琴师认为他就是自己的知音。读者跟作者的关系也是这样，如果两者是属于特别有默契的，无论心灵还是思想，不管彼此相隔多远，也不管他们使用哪一种语言，肯定有一种比较神秘的东西，让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音乐，或者另一个人的文字，或另一个人的思想会特别有感触，仿佛一下子打动他的心。这才可能是主要的。

杨：那我明白了。以前我并没有关注这个问题，在看您的《咖啡馆之歌》时，我既读了原本，也读了译本，发现有一种不对的感觉，但又说不出来。我觉得你诗歌里的“我”有时候确实是一个 “女性的”的“我”，而有时候是一个“不确定的”，甚至有时候是一个“反串的”的“我”，但是那首诗的翻译者，他让他的性别进入了那首诗，所以可能翻译会把一首“女性诗歌”变成“男性诗歌”。

翟：这个是可能的。在中文里面，尤其在中文的诗歌里人称都是不确定的。古典诗歌没有称谓，连“我”都基本没有，它全是不确定的。也正因为这样，我觉得中国古典诗歌容量特别大。诗中的“我”，可以是“我”，可以是“他”，可以是任何人。每个人都可以从中找到跟自己对应的关系。我的诗歌在被翻译的过程中，也比较容易碰到这个问题。一旦翻译成外文的时候是不是必须确定“我”的身份？因为不懂外语，我有时也不是太清楚, 不能判断。是不是在外语中必须确定一个 “我”？是“我”、“我本人”还是别的人？

杨：我觉得译者最主要的是对文本负责。假如原文本的“我”是不确定的，你也应该译成不确定的。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翟：你的看法是对的，在我所有的诗歌里这个人称代词“我”都是不确定的，不能直接对应成“我本人”，更不能直接对应为一个男性，那样更是一个错误。

杨：那你看译本吗？比如英文的你会去看吗？

翟：我只能看大概，基本上不能看太懂。我想翻译里面可能有误读，误读肯定存在。这个问题有点复杂，因为翻译是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是视觉艺术就不一样, 艺术在交流中可以完全保留个人的东西，比如画一幅画可以随便拿到哪里去展示，个人的东西一点都不会丢失。但是文学是一种特别的或许是很成问题的交流方式，它得靠翻译。我觉得翻译得好也有问题, 翻译得不好更有问题, 它永远是有问题的, 这个方式本身就有问题。但是没有办法，只存在着这么一种交流方式，除非每个人以后都学会看原作。但是能看原作，翻译时还需要母语的水平很高。诗歌是比较特殊的一种语言。有时候我看一些外国诗，感觉这个诗人应该是非常好的，但翻过来的时候你发现语言上好像不是那么好，我想有可能翻译里存在问题。中国的翻译问题更大，特别是从外语翻到中文来的文学作品问题更大。过去还好点，现在很糟，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大家都很浮躁，中国的出版社现在又都特别商业化，导致翻译存在很多弊病，积重难返。

杨：对，我同意。我觉得在翻译中译者很重要，比如在我的国家，出版社常把译者看做钟点工似的。

翟：钟点工？中国更是这样的。

杨：就是除了成本问题其他的什么都不考虑。有一位我很喜欢的文学理论家，也是译者。她总是强调一个译者，尤其是一个女性译者对原作的责任。她说你不仅应该把语言掌握好，还要了解一个国家的出版市场，要学会评估，找到好的女性文学，这样你才会影响整个的出版过程。可我觉得这是一个理想的说法，目前根本做不到。

翟：对，确实是这样。但是诗歌总是遇到这个问题，即“翻译过程中诗歌是不是被改变了”这样一个问题。你知道中国有一个游戏叫传话吗？

杨：是的，我知道。

翟：传话这个游戏，进行到最后可能完全变成另一句话。翻译也很像传话游戏。

杨：那您翻译过诗歌吗？

翟：我翻译过英国女诗人帕斯卡·葩蒂 (Pascale Petit)的诗，你知道这位诗人吗？

杨：听说过。

翟：周瓒也翻译过她的诗。我们那种翻译是非常直接的，是一对一、面对面的翻译。这种翻译方式可能是最好的，因为两个诗人有直接的交流，当然也通过中介——一个通双方语言的译者在中间，帮助大家交流。这样翻译出来的是比较深入了解对方的一个作品，比互相完全不了解，一个人单独翻译出来，而跟作者一点交流都没有的作品，还是好很多。

杨：是啊。如果我真的有一天想翻译诗歌，非跟诗人交流不可，这是不可少的工作部分。

翟：那个中间的译者起的作用也挺大，如果处在二者中间的译者不太好，就会出问题。不久前我参加了斯洛文尼亞举办的一个翻译工作坊，大家在一起互相翻译对方的诗歌。但来自斯洛文尼亞的中文翻译者的水平有限，可能没有学过多长时间，翻译有点困难。在交流过程中就感觉到不行，很多东西没法沟通，因为译者起不到沟通双方的作用。

杨爽（Justyna Jaguscik），瑞士苏黎世大学博士候选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