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女艺术家的如此天赋

——读翟永明新著

周瓒

摆在我面前的这两本书，由同一家出版社同时推出，作者为当今最具魅力和影响力的诗人、随笔作家翟永明。一本为作者的诗文近作选，一本为关于“女性艺术”的随笔专著。两本书同时出版，除了如作者在《序》中所称，其中之一是“原本该在2005年出版的书”，另外大概还有如下原因，一则可能为了突出“女性艺术”那本随笔的专题特征；二来把诗及与诗有关的文字辑录一册，以便于读者能完整地读到诗人的诗歌近作。

虽然有文类和论述主题的区分，读者还是可以读出两本书鲜明的共同点。那就是，翟永明在这两本新著中，一以贯之地探讨了身为艺术家（包括诗人、画家、装置艺术家、前卫音乐家、摄影艺术家、电影导演等等）的女性们的创造秉赋和她们艺术生涯中经历的种种困扰、磨难以及她们的抗争与追求的不懈。

身为女性，又以女艺术家为观照对象，可以说，翟永明的性别视点出自这样一个提问，“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性艺术家？”，这个问题也是上个世纪美国艺术史家琳达·诺克林曾经提出过的。只是身处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尽管问法相近，翟永明在书中展现了与琳达·诺克林不同的立论向度和辩驳视野。

身为诗人，翟永明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通过其诗歌写作回答了这个问题。翟永明的成名作组诗《女人》，可谓一部缩微版的女性精神史诗，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女性生存其间的精神黑夜。诗人的“黑夜意识”具有双重性，它既是历史积淀下来的压抑和塑造着女性的重负，又为女性认识世界、创造世界提供了特殊的意识起点和现实契机。在新著“诗文录”《最委婉的词》中，翟永明的诗歌依然延续了相关主题，只是诗歌风格已和从前大不相同。现实观察、历史分析下的女性代替了原先总体象征的具有“集体无意识”色彩的原型女性。近作中，无论是抒写自己的生活，还是赠答友人，或与历史中的女诗人进行想象的对话，诗人的成熟和睿智反映在她对其他女性的深切理解上。在这一意义上，翟永明通过自己的诗歌和随笔写作，对男权体制下的女性历史进行了颠覆和重写。诗人鱼玄机不再是个因妒行凶的杀人犯，而是父权和酷吏的牺牲品；薛涛也非妓女，她痴情、执著，倾心于写诗和制作精美的纸笺，选择独立而自由的生活。和她们相比，生活在当代的女艺术家田曼莎、姜杰们（被写入诗中的诗人的友人）就幸运多了。当代的女艺术家们可以互相唱和、赠答，共同思考着社会和艺术问题。

经过了女性积极投身其间，以启蒙、救亡、革命为中国政治和文化关键词的二十世纪，进入了所谓的“全球化”时代，女性已经争取到了从事写作、艺术创造的自由，中国当代的女作家女艺术家也越来越多，女性可以写作、画画、做雕塑、排戏、拍电影……，那么，接下来，我们（她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正如翟永明早年的一首诗里提出的，“完成之后又怎样？”，是的，有了受教育的背景，自由的选择权利和宽松的艺术环境，一位女诗人、女作家、女艺术家还需要些什么，才能帮助她实现梦想，如果我们可以在梦想前面再加上“伟大”二字的话？这可以说就是翟永明近年思考的主要问题。

也许有人会替她或我回答这个问题，既然有了创造的自由，接下来还能做什么？就努力地写、画、雕刻、演戏、拍电影呗。这话虽然没错，但现实对于当代女性而言，依然是活生生的、变幻莫测的。换言之，现实不只一种。细加辨析，在当代，女性选择艺术事业，仍然意味着需要冲破新的障碍，也还常常遭遇尴尬。翠西·艾敏可以说是这样一位当代女艺术家，她偶遇艺术经纪人杰伊，在后者协助下，以现成品艺术作品《1963-1995年我与其睡过觉的人》和《床》而一举轰动英国艺术界。她的成功和她“少女的记忆、愤青的经历，暴露狂的心态，清算社会的姿态”以及杰伊的发现与推销当然分不开，有趣的是，在她的作品《床》展出的当天，长驻伦敦的两位中国男艺术家就同时推出了他们的行为艺术：“跳上艾敏的床”。在长达十多分钟的“艺术过程”中，他们将艾敏那张被视为“有象征意义的杰作”践踏蹂躏了5分钟，又施展中国功夫与艺术捍卫者——画廊警卫搏斗5分钟，被带至警局约5分钟，完整地完成了这个作品。诚如翟永明评述的，两位中国男艺术家的行为艺术“与艾敏本人的作品倒是意旨一致，相映成趣”，但他们的艺术行为的投机性和观念的单调，反而强化了艾敏作品中揭示的性别问题的严重性，当然，这里面还有国族问题。

在另一本新著《天赋如此》中，作为艺术批评家的翟永明所要揭示的现实是：我们现在依然生活在一个男性为主导的社会；我们的社会体制的结构仍然是父权制的；女性在选择一项符合她的秉赋才能的人生时，还得面临“爱情和事业”的冲突。由此，女性艺术家、诗人所要展开的工作必然是，继续为赢得表达自由和思想尊重而奋争。

二十多年前，因组诗《女人》和一篇随笔《黑夜的意识》，翟永明一跃成为当代中国“女性诗歌”的杰出代表，一直以来，她也通过自己的文学活动实践着女性写作的种种可能。当我们单独将“女性诗歌”或“女性文学”作为一个实践场域和美学空间时，女性诗歌和女性文学在不期然间被孤立成饱受争议的概念，各种立场简单的标签和非议接踵而至。由争取独立而可能遭受孤立，面对这种尴尬处境，女诗人和艺术家的唯一选择，就是永远保持对当下现实的敏感性，永远不回避非难和质疑，而将更前卫、更积极和勇敢地，建立和当前各种政治与文化话语的对话关系。这也就是我从翟永明的两本新著中看到的，一个诗人和艺术批评家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