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卡门

在西班牙，当我听到塞维利亚的名字时，我对这个城市唯一知道的就是卡门：一个芳名流传世界、故事几经更改的虚构人物。各种版本的小说、歌剧、舞剧、电影，使这个人物充满了想必比任何一个真实人物更多的诱惑力。

在前往塞维利亚的路上，我脑子里装满的全是卡门的形象：大红色滚边荷叶裙，黑色纸扇、黑色的头发和眼睛。梅里美小说中说：西班牙女人要称得上漂亮，必须用10个形容词，每个形容词都能适用到她身体的3个部分。比方说，她必须有3黑：眼睛黑，眼睑黑，眉毛黑。还有三纤巧：手指、腰身和鼻子。从小说和电影中我们都知道，卡门正是适合这三黑三纤巧的西班牙美女。

卡门工作（在简单的工作台上搓雪茄）和学习（象小流氓一样动刀子打架）过的地方——塞维利亚烟厂，现在已是塞维利亚大学的法学系。在旅游手册上，只被打了一颗星：意味着此地可看可不看。的确，塞维利亚作为西班牙最有趣的城市，值得观看的地方太多了。吉普塞女郎卡门的形象随处可见，散布在各个后殖民文化场所，烟草女工卡门的工作所在地就不那么重要。但是当我在塞维利亚街头走来走去时，我仍然按捺不住好奇心，想去看看那一个发生了全世界最浪漫的爱情故事的初始地。

塞维利亚大学（原来的塞维利亚烟厂）是一个建于1750年的工厂，在一个中国人看来，这个地方每一个角落，无论如何都更象一个城堡，而非车间。大门和外墙上雕刻着古老的塑像，室内更是四处都能看到精雕细刻的浅浮雕。想不通这样的地方为何会是一个弥漫着烟草味的喧闹工厂。梅里美小说中那个倒霉的男主角这样叙述他噩运的开始：“人家把我派到塞维利亚的烟草工厂去当警卫。如果您到塞维利亚去，您就可以见到这所大建筑物，在城墙外边，靠近瓜达尔基维尔河。我现在似乎还看得见那扇大门和它旁边的警卫室。”

无论如何，全世界喜爱浪漫故事的人们都会感谢这扇大门，因为正是它打开自已，让卡门走了进来，从此拉开了这个著名文学文本近大半个世纪的演出帷幕。尽管现在看来，这座大门普通得象西班牙随处可见的大门，尤其是它外面还堆放着好几个大垃圾箱。我走进去，一直往内走，它有点象中国三进式庭院，一个中庭，四周是围廊，再往后面还有一个后院。法学系的男女学生们有的坐在走廊上看书，有的围成一个小组在讨论问题。大厅内（电影中这里是熟悉的场景，数百名女工围坐在工作台上搓雪茄），一名教师正在讲授着什么，十多个学生围坐在她身边。

1994年，我曾通过一个香港朋友带来的LD影碟得以看到多明哥出演的《卡门》。多明哥的嗓音自无人可比，但他扮演的何塞却无法让人联想到梅里美笔下的那个痴情、倒霉、绝望的失足青年。扮演卡门的女演员表演一流，的确有点吉普赛女人的味道，但我完全不能把她与梅里美笔下的卡门联系起来。当然，这是歌剧角色的一大问题。毕竟象卡拉斯那样歌喉与表演、人与角色浑然一体的歌唱家太少了。相比之下，绍拉拍摄的《卡门》电影中的女主角，可以视为新一代的西班牙女性：她只想扮演卡门，但她并不想成为生活中的卡门。这一角色正好映证了西班牙文化境遇：西班牙人很讨厌全世界的人都把卡门、弗拉明哥、斗牛当作西班牙的注册商标。在现实世界中却也不得不与虚假合谋，进行制造赝品的流水线。在西班牙，传统的弗拉明哥只能在一些供外国人参观的酒吧中，或是一些提供旅游服务的歌舞厅中演出。最多有一些老人还深喑此道，其处境类似于中国戏剧。全球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扁平化的过程，文化珍稀物种也濒临绝种，剩下的只可能是一些文化符号。身穿大红百褶裙的卡门，和出现在奥运会上的张式大红灯笼，其意义基本相同。

最后要说的是，等我回到中国四川，才发现我在塞维利亚大学拍的那一个胶卷，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了。唯一在上一卷中留下了最后一张：我站在塞维利亚大学门口，前面是一个巨大的垃圾桶，那个古老的门洞里，没有涌出一大群蓬头垢面、野蛮性感的烟草女工，而是走出一群朝气蓬勃、时尚前卫的女大学生。我从他们中间没有认出那个梅里美笔下的吉普女人，那个独一无二的、因为她的缺陷而变得更加完美的卡门：我在塞维利亚的大街小巷、校园内外随处可见的西班牙女孩身上，过多地投射我的注视目光，由此我甚至并没太注意到西班牙男人以及他们声名远播的多情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