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闪而过的长篇创作的欲念并没有成为他的困扰，告别了蓝袍先生，他又被一个乡村女人深深地打动了，在当地报纸上，他看到一个乡村女人创办养鸡场的报道后十分激动，就冒着数九的严寒，搭乘汽车辗转打问，在陕西户县的一个果园里见到了这个女人，陈秀珍不甘囚禁于小院之中，敢于开拓的精神和勇气让他感佩，但更让他震惊的是， 她的红火的养鸡场破产了，不是市场的缘故，也不是经营不善，而是家族兄弟之间利益分配导致了败局。这个个体养鸡场就这样毁在自家人的钩心斗角之下，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这样的悲剧恐怕不只是陕西关中平原的特例吧，传统的文化观念和文化心理遭遇现代性时所引发的家族血亲之间的矛盾冲突，需要我们认真审视和对待，它或许会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羁绊。陈忠实先写了5千字的报告文学《大地的精灵》，随后又以此为原型创作了8万字的中篇小说《四妹子》。他把四妹子从关中腹地的终南山下拉出来，写了一个陕北女子，她具有现代商品意识，是一个勇于追求个人生活的幸福和个性自由的新型农村妇女，她与梆子老太截然不同，她是活生生的、感性的，她身上还有着陕北黄土文化孕育下的吃苦耐劳、坚韧顽强的精神，小说的叙事空间更加阔大，文化内涵更加丰富，作者不仅探究了生活方式、利益关系引发的亲情冲突的历史文化内涵，还对地域文化和人物心理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索。小说明显受到法国文学理论家丹纳（注：他认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性质面貌都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的影响，也可算作陈忠实对寻根文学思潮的一个回应。对照韩少功的《爸爸爸》、李航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贾平凹的“商州系列”等，《四妹子》寄托了陈忠实对关中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其力度绝不亚于《蓝袍先生》，但是由于“四妹子”来源于生活真实反倒冲淡了文化探索的意义。《蓝袍先生》中有一个细节，徐慎行和班主任一行三人去田芳家退还彩礼，那是同学捐赠的，田芳父亲，一个不识字的粗笨的关中农民以“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驳斥老师，徐慎行不由暗暗吃惊，四妹子的公公是关中地区殷实人家的家长、徐慎行的父亲是农村私塾先生，受人尊重的乡村知识分子，也是“读耕传家”的徐家当家人，（还可加上《康家小院》中勤娃的舅舅和父亲）他们处世的方式和维系他们的日常生活的精神生态系统竟然是惊人的相似，可见，文化心理定势和思维模式、行为模式与经济地位的关联并不是根本性的。虽然陈忠实并没有提到这几个中篇与《白鹿原》的渊源，但是文本间的内在关联还是显示出他反思与探索的过程。

1986年春节过后，陈忠实苦心筹备了3年之久的工程动工了。这一次不是作家陈忠实的长篇巨制，而是关中农村的普通男人陈忠实的浩大工程——盖房。在历史上，关中农民人生三件大事：置地、盖房（即盖新房）、娶媳妇；新中国土地国有了，农民人生大事就剩下两件：盖房、娶媳妇。陈忠实祖居的老屋，已经成为无处不漏的大漏斗，盖房就成了他迫不及待的大事。他的新房依然盖在祖屋的地基上，盖新房那一个月，他兴奋地钉在那里，热心地指点着，参与着，在劳动中，他想到几十年的辛酸，感受到李顺大造屋的艰难与欢欣，他与李顺大的情感在这一刻交融了。陈忠实是一个地道的关中汉子，他深知新房的意义，尽管他在作协大院有自己的单元房，但家乡的祖屋对他意义非凡，有他童年的记忆，有他文学梦想的苦难和辛酸，有他儿女呱呱坠地时的喜悦与欢欣，那是他的生命之根，文学之源。盖好了房，他又修了围墙，立了一个小门楼，于是，街门和新房之间就有了一个小小的庭院，他还专门为自己辟出一间书房，10多平方米，虽不大，却是一个独立的空间。《白鹿原》的鸿篇巨制就是在新盖的屋院里创作完成的，每年秋末初冬或春天，他都会在小院里栽种树木花草，他动手写《白鹿原》的那个早春，在大门外栽下了两棵法国梧桐，在四年的创作中，小树伸展着枝叶，努力为他撑起一片尚不浓郁的绿荫，如今的法国梧桐早已以树的姿态傲然挺立在小院之中，巨大的伞状树冠撑持在天空，不知谁家顽皮的孩子在树干上刻上了“忠实”二字，随着树干的粗壮，“忠实”也成长着。后来，他又陆续在院中栽了两株樱桃、一株柿树、一株梨树，每一株树都寄托着他的一段思绪、一份情感，在系列散文《我的树》中有真切的叙述和描绘。

1985年夏，关中遭遇了几十年不遇的湿夏，田野上熟透的麦子无法收割，麦穗就发霉出芽了，百日阴雨使旱原上许多农家的猪舍、茅厕倒塌。一天午夜时分，他被一声天崩地裂般的响声震醒，呆坐在炕上足有5分钟，还以为是地震了。当他确信是后院滑坡之后就吓得再也无法入睡，好容易坐着等到了天亮，看到后院的景象，他感到一种揪心的后怕，后坡上的树木绿草裹着泥浆和砂石全部倾覆在他的后院。记忆中漫坡的迎春花黄灿灿的，总是最早报送着春的讯息，枸杞、榆树、酸枣棵子给四季的漫坡披着五彩的盛装。

秋末冬初是植树的好时节，他从山坡上挖回十几棵野生的洋槐树，在陡峭的后沙坡上挖好坑，再给坑里填上肥沃的一筐黄土，便于洋槐树扎根。最下面的一棵已能作椽子了，而坡顶最高处那棵却只有手指粗细，还总是不开花，因为它长在沙层最厚的地方，每年伏天它都濒临旱死的边缘，这时，陈忠实就拎半桶水，爬上坡顶给它浇半桶，它顽强地尽力地活着，长着。这天他惊喜地发现，它朝东的那根枝条上点缀着两朵白花，虽相隔较远难以成串，但它开花了，它终于完成了一株树生命的全过程，不论多么艰难，不论多么缓慢，它的生命绽放了。他爬上后坡，俯身亲吻着可爱稚嫩的小花，香气清丽可人，毫不逊色于繁茂者的串串浓香。他期望着那两朵小白花在枝头绽放的时间久些，清香飘得远些。这片洋槐组成了一个小小的森林，在风声中欢叫着，暴雨骤降，它便如波涛般咆哮着，护卫着身前的小院。风和日丽，午后或傍晚的漫坡上，偶尔会有一个男人疲倦地靠在粗糙的树干上眺望远方，或者背靠大树坐在石头上抽烟，森林的气息中混合着雪茄的香气，飘得很远很远。

陈忠实是个倔强的人，种树都要跟自己较劲，人常说：“樱桃好吃树难栽”，他在自家院里栽了两株樱桃。柿树是旱原上常见的庭院树种，左邻右舍院里都有，秋天，橙黄的火晶柿子在宽大油绿的树叶中闪烁，只这就是一幅艳丽的风景。他上小学时，家里也是有一株小碗口般粗细的柿树的，他还偷着用竹竿打过，有一年他放学回家看到家里的柿树被齐根锯掉，覆着细土的断茬不断渗出树汁来，仿佛树的血泪。母亲说请来的神汉说柿树不祥，那几年家里连遭祸事：一个小妹夭折了，一个小弟都四五岁了也夭折了，家里还死了一头牛。神汉的道理无非是“柿”即“事”，锯掉柿树，家里以后就没“事”了。他第一次在新屋院栽的那棵棒槌粗的柿树，第二年伏天竟死了，无论他怎么浇水、松土，柿树就是不肯发芽，像任性娇气的孩子。他自信自己是土命，跟植物和土地有缘，所以选择了移栽的方式。他很用心栽植，自忖树根的深度、树的阴阳定位、浇水的多少都没有问题，问内侄儿，人家也只是说柿树本来难移栽。这次他采用了嫁接的方式，先在小院西北角栽下一株软枣，当地人用这种泼势好活的树作各种柿树嫁接的砧木。第二年夏初请了嫁接果树的巧手一次就嫁接成功，当年就发了新枝，蹿起一人多高，叶子阔大的赶上了男人的手掌。他担心手指般粗细的绿色嫩杆被风吹坏，还为它立了一根支撑用的木杆。柿树开花结果了，秋后，他把放软的红亮的火晶柿子送给城里的朋友们，还不忘炫耀“我家院子里自产的”。

他欣赏生命旺盛的树木，赞美过青藏高原的一株柳树；精心呵护过娇美的梨树，他喜欢它串串的白花。他崇拜仙风神韵、优雅柔嫩的朱鹮，疼惜纯白的幼鸽的胆怯和羞涩，为受伤的白鸽在太阳下洗澡敷药，就连斑鸠、麻雀、燕子，他也在小院里给它们喂食、搭窝，陪它们嬉戏，看小小的麻雀如何“鸠占鹊巢”，他以为燕子生性善良娇弱，故而被欺，说给村人，村人不以为然，说那是燕子自动把麻雀钻过的窝让给麻雀的，因为它们干净到闻不得麻雀的臊气。他喜欢一切洁白柔美的花朵，喜欢一切美丽善良娇弱的小生灵，唯独气恨那残杀了雄鸽、使雌鸽形单影只、悲伤孤清的鹞子，和那些以残害幼小生命为乐趣的人们。

在祖屋里写作的陈忠实并不孤单，有那些树木花草朝夕相伴，早晨斑鸠“咕咕”叫，唤他起床，午后傍晚，要喂他的白鸽、燕子和麻雀，夜晚，他感到祖爷和父辈的呼吸声伴随着自己入眠。村人偶尔会来串门，跟他一起喝茶喝酒，邻家青年的流行音乐和摇滚乐常常传送到他的耳鼓，他收音机里播放的秦腔也曾扰了他人的清梦，间或还有单位的同事、编辑作家、文友、文学青年前来拜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