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林白：女性内心隐秘欲望的客观书写

林白在《流水林白》中真实记录了一个女人的成长过程，一个自恃才高、心性高远的少女从西南边陲小镇到京城，经历了艰苦的奋斗和磨砺，终于成名，这是一个真实的“拉斯蒂涅”式的成长故事。所有这些个人经验如今都凝结成林白小说的“故事”和她笔下的美丽孤独凄清的女性形象。她试图从一个女人个体的生存经验出发去表达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的集体意识，“在个人经验与个人记忆的基础上”，“将那些曾被集体叙事视为禁忌的个人性经历从受到压抑的记忆中释放出来。”^[80]在女性成长的过程中，随着岁月的流逝，女性性征的出现，女性社会角色和性别角色的确立，各种欲望在生成、满足、压抑的循环中不断纠缠着作为个体的人，个人所经验的诸如身体成长的变化，性别意识的觉醒，恋爱结婚怀孕生孩子，当然也包括家庭、周围环境和社会对女性的规范和期待等，却是每个女性都无法回避的经验，个体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她的生命体验也可能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在人生的某一段或者与茫茫人海中的某个女人的生命轨迹相交或重合，这就是私人化写作普遍意义的体现。

迄今为止，林白写得最好的小说应该是《一个人的战争》，那是一个女性成长的寓言，小说通过多米的成长故事，从幼儿到成年的各种人生体验，女性的各种本能欲望和形而上的欲望在小说中都有涉及，其中包括女性各种鲜为人知的内心隐秘和病态的“癖好”。“一个人的战争”是女性现实生存现状的真实写照和内心世界的绝佳的象征，女性解放的症结就在于此，作为一个性别类别，女性最大的敌人不是她的对象——男性，不是传统文化，不是现代文明，而是女性自己，女性永远无法打败的是她自己，女性的内敛和自闭使她难以与外部世界对话交流，女性只有从自我指涉的幻象中挣脱出来，才有可能超越肉身，突破自我，融入社会。陈晓明说《一个人的战争》是一次“超道德的写作”，“它对男权制度确立的那些禁忌观念，对那些由来已久的女性形象，给予了尖锐的反叛。”^[81]

林白小说中唯一的主角就是她自己，多米的成长轨迹几乎是林白前半生的翻版，她笔下女人最迷人的地方，从身体、神态、气质、韵味到才情、个性、意志，只要是她赋予人物的最美的品格，在作家身上都能找到原型，她将自身的美进行夸张、变形，然后赋予小说中的人物，在潜意识中，作家渴望的个体影像就是朱凉、姚琼的气质、美丽与多米、北诺的才情、灵性的完美结合。作家的自恋投射到人物身上，与人物合而为一，在叙事策略上体现为时间和空间，现实和幻觉、镜像之间的虚化与同构，营造出一种神秘的难以捉摸的氛围。《致命的飞翔》中北诺与李莴在现实中的生命轨迹永远不会相交，但共同的生存欲望和方式使她们的意义由“我”转换成“我们”，再加上冷眼注视她们的叙述人，相同的欲望，类似的性遭遇，相似的反抗方式，使她们的存在具有了群体的意义，两个女人的故事经过作家的书写成了女人的故事，个人化的经验上升为女性集体的经验，具有了普遍的意义。《瓶中之水》中的二帕和意萍就是作家的内心世界的外在显现，她们的外貌特征分别是作家本人的投影，二人的影像经过合成制作就活脱脱是作家的翻版。二帕和意萍其实是一个生命的两个层面（或两个自我），二帕为了成名成家，主动献出自己的身体，用身体做铺路的基石，虽所向披靡，内心却觉得自己受到了莫大的委屈，觉得命运是如此不公，得到和意萍同样的东西，付出的代价却是意萍付出的无数倍，还要忍受意萍的同情和轻蔑，意萍实际上是二帕臆想中的另一个自己，意萍的莫名其妙地失踪，意萍的虚无缥缈、不可捉摸都在隐喻着意萍这个人物也许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只是二帕在孤军奋战中为自己幻想出来的一个倾听者或知心人，因为二帕软弱、功利、需要成功，她需要有人疼惜和眷恋她。意萍结婚生孩子是向现存社会秩序妥协，是对自我的一种放逐，被意萍抛弃意味着二帕被自己抛弃，她的青春、才华和斗志从此消磨殆尽，一个人被自己蔑视才是最大的不幸和痛苦，二帕像一朵花一样地枯萎了，她盼望意萍像水仙花一样翩然而至，带给她生命的灵动与激情，然而，瓶中之水不是长江之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绝，二帕的精魂早已随意萍而去，女性借助男性踏上成功之路的同时，也被男性社会所异化，女性以背叛自己的生命意志为代价向男权社会挑战，最后却不得不认同了男性的统治，并在事实上印证了男性社会存在的合理性。

林白笔下的女主人公无一例外地都对女性的肉体美充满迷恋，从小就对性好奇和渴望，多米5岁就和别的女孩模仿生小孩，并从中得到快感，没有得到快感觉得这种游戏无趣的孩子，从作家的叙述中我们感到那女孩受到了“父亲”的压制，多米是自生自长地萌生出了女性的自我意识，“父亲”作为男权的符号总是站在云端俯视着我们，女性要实现自我救赎，就必须摆脱“父亲”，于是，林白让她喜爱的女主人公都生活在无父的自由的心理空间，以便她们的女性意识能够在适宜的土壤萌发并茁壮成长。个体生存经验中的“父亲”可以由叙述人决定，而体制中的“父亲”却不是女性能够放逐的，姚琼的美让人痴迷、陶醉，能使人的心灵得到净化，然而，姚琼的命运是体制给定的，不能跳舞时，她将转业到地方，“我”最怕姚琼到供销社去买肉，除非姚琼嫁给了县上的某位头头，她才有机会坐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可惜姚琼让“我”失望了，她嫁给“大春”，并最终去了供销社，当“我”有机会再见她时，她已成为一个庸俗丑陋的妇人。为了留住“姚琼”的美丽，“我”宁愿她不要嫁给“大春”。美丽是女性的灵魂，女性美的毁灭就意味着对女性生存欲望的剥夺。失去的总是最好的，在物欲横流的商品社会，未来是虚无缥缈，无以寄托的，现实的生存竞争又是如此激烈，所以，当林白和她的人物倦了累了时，“沙街”作为女性精神的镜像世界就成为她们的精神家园，与“沙街”相对的另一空间概念是北京，欲望的温床，冒险家的乐园。“姚琼”女性美的被无情践踏与毁灭，穿月白绸衣的女人像荒原上怒放的玫瑰自我毁灭，她的生命能量无处释放，爆发于熊熊烈火之中，朱凉，美丽、神秘、冷艳，有时还带那么一点混沌，坐在回廊之椅上沉浸在自我的心灵空间，她神秘的失踪更让她的美具有了一份迷离和幻灭，美得如梦似幻。然而，肉体的美丽是多么不堪一击，岁月和任何外界力量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改变它、毁灭它，于是，女性必须寻找新的人生价值，在社会上分得一杯羹，林白、多米、北诺、南丹等都选择了书写，书写意味着对女性话语权的争夺，多米身材瘦小，体力不济，在生存竞争中她自觉地选择了智慧，女性的智慧在许多方面堪与男性匹敌，她们扬长避短，冲进欲望的中心——北京，“成名”成为女性向都市挺进的目标，并外化为对物欲的追求。美的瞬间性、易碎性唤醒了女性渴望成功的内在欲望，唤醒了她们对外部世界的潜在的占有欲。女性要在男性社会实现女性的生命价值和自我超越，就不可避免地要与男性结盟联手，以期打败男性对手。林白的女性意识不允许她向男权妥协，于是，她们只好与女性结盟来对抗男性社会，多米与南丹，七叶与朱凉，二帕与意萍，她们的联盟都难以维系，最后被迫利用男性，用自己的身体和性换取男性的帮助，主动而决绝，北诺与男人是引诱与挑逗的关系，男人用权力，女人用色相，性成为工具，两性战争的战场，结果是各取所需，“两败俱伤”。二帕是不幸的，她的相貌甚至不足以构成对男性的性诱惑，她的美不符合男性社会的规范和审美标准，她以女性的软弱和自虐唤起了老律的本能与责任，在老律的帮助下一步步走进时装界，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欲望的满足以女性丧失主体性和自我意识为代价，二帕迷失了自己，她的灵性和激情随意萍的消失一起枯萎了。多米爱情失败，将自己交给一个老头，或者说她最终投入了“父亲”的怀抱，“父亲”会带她走进理想的世界，她要承受不被理解的孤独。女性的自我拯救宣告失败，林白让女人们历经磨难又回到了生命的原点，这就是女性现实的生存处境——尴尬、绝望、无处可逃，男性社会没有为女性提供一个自由发展的生存空间。林白的小说总让人产生一种难言的虚无和幻灭感

林白揭示了女性现实生存境遇的尴尬——女性既要反叛颠覆男性世界，又要利用男性来完成这一反叛的使命，“在这个时代里我们丧失了家园，肉体就是我们的家园。”女性既没有政党又没有军队，她们只有利用男性，利用自身的肉体，来颠覆男性的话语霸权，这不仅是女性的尴尬，也是男性的尴尬。性是林白小说叙事的核心，她说：

我一直想让性拥有一种语言上的优雅，它经由真实到达我的笔端，变得美丽动人，生出繁花与枝条，这也许与它的本来面目相去甚远，但却使我在创作中产生一种诗性的快感。^[82]

因为她是将肉体和性作为女性精神的家园来书写的，她笔下的性优雅、美丽，充满了诗意，作者并不刻意追求肉体和性的真实性，她更看重的是肉体和性的书写带给她的倾诉和宣泄的快感，这也许就是陈染所说的内心真实。对于林白来说，她的人物很少有人能在与异性的性交往中得到生理上的快感或心理上满足，与异性的结合，总是让她们觉得疼痛，被折磨，被虐待；自慰和女性的抚摸才让她们产生巨大的快感，自慰快感消失后的空虚又将女人抛进罪恶和绝望的深渊，所以要么死亡，要么回到男人的怀抱，这是哈姆雷特式的永恒追问，也是女性永远无法摆脱的宿命。死亡，是林白为那些不甘向命运妥协的女性设计的唯一出路，欲望伴随着肉体的消亡而短暂地消失了，然而，女性的生存欲望作为一种文化积淀却深深地潜入到一代又一代女性的意识深处，以待时机成熟，这种欲望的喷发就会像火山一样毁灭自己，毁灭男人，毁灭世界。女性对男性的拒绝与失望，实际上表明了作家的一种文化立场和与社会相抗衡的姿态，男人成为男权社会的象征，他们颇为无辜地承担起历史的重负，他们对女性的一切友善、尊重、爱情，都被女权主义者有意地“误读”和“拒斥”。林白和她笔下的女人们对繁衍后代的态度相当决绝，这是一种对女性角色和身份的彻底颠覆，当女性连自己的生殖本能都自动放弃时，我觉得那是一种对生命的弃绝，而且与佛家“看破红尘”完全不同，对生命的放弃是一种软弱、缺乏责任感的行为。女性在物欲的时代，不放弃金钱、地位、名誉、权力、青春、性享乐，唯独要放弃生而为人的最基本的义务，这不能用简单的文化姿态来辩护，更不能作为个性独立和自我意识觉醒的象征。一个完美的男人不愿结婚，拒绝一个女人为他生孩子，会使一个女人肝肠寸断，伤心欲绝，远走他乡；那么，要男人来接受一个拒绝为他生孩子的女人，公正吗？这难道不是一种女性霸权？用“以牙还牙”的方式来对待男性，是很难建立一种和谐宽容的两性关系的，所以，女性首先是抽象的人，然后才是具有性别特征和性别意识的女人，这是最基本的人性，抛开人的自然属性，妄谈女性的自由解放和自我意识觉醒，都是不切实际的空谈和幻想。林白无疑将女性推进了一个死胡同，也使私人化写作成为一道亮丽的彩虹，隐遁于夜晚和月色之中。

私语化写作在事实上营造了一种狭窄的叙事空间，形成了一种女性的话语霸权，让男性无法进入女性的叙事空间，使女性在男权社会日益孤立，这也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叙事方式，在颠覆男性话语模式的同时也解构了自身。林白对千百年来的性别结构模式进行了彻底的颠覆，在西方女性主义那里，女性政治斗争的对象很明确，就是男性或男权社会，林白将女性封闭在狭小自闭的心理空间，将女性从现存社会秩序中抽离出来，纯粹回到自身，回到卧室、浴室、客厅、床上、肉体上，她剥离了女性的社会性，使之成为单纯的生物性的个体。她认为女性最深刻的痛苦和孤独来源于女性自己，女性无法超越的不是男性社会，压榨女性的也不是男性的话语霸权，而是女性自身的矛盾和斗争，女性难以突破自己内心世界那幽闭的牢笼，就难以完成自我的超越。女性分裂的人格是男权文化造就的，在女性内心深处总有两个自我在交战，生物的自我与社会的自我势不两立，女性的人格结构和心理模式就无法健全，因此，她将女性与社会的冲突简化为女性一个人的战争。她说：

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巴掌自己拍自己，一面墙自己挡住自己，一朵花自己毁灭自己。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女人自己嫁给自己。^[83]

这是女性现实生存现状和内心世界的真实而精辟的概括。私人化写作将女性个体经验作为女性现实生存状态和内心隐秘欲望来阐释，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对其他女性自由意志的一种“误读”或“强奸”。用纯粹个体性的生存经验来概括普通女性生存现状的方式是不可取的，因为并非每个女人都在“无父”的环境下成长，“被强暴、被抛弃、自恋、自慰、姐妹恋、性交易”并不是女性共同的必须的生存体验，所以私人化写作引起的文本“歧义”和文本“误读”，造成了女性形象和女性意识的扭曲，致使某些女性按图索骥，对自身性别角色的审视和反思走向了偏激和误区，并且影响着相当一部分女性，个别女性甚至将那些病态的行为和心理作为前卫激进的象征。

私人化写作发展到极致，可能成为叙事者为自身营造的一个私人话语牢笼，使叙事者作茧自缚，成为孤独的个体。詹姆逊说：

当你把自己个人的主体性构成一种自足的领域和一种自身封闭的范畴时，你也因此使自己脱离了其他一切事物，宣告了自己无声无息的单体的孤独。^[84]

部分女作家将自己的生存空间无限封闭，最终她所表现的就不是女性群体的意志，而成为个人化的“呓语”。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说词中说：

我将自己的体验写成小说，并通过这种方式活在世上。……我在文学上最基本的风格就是从个人的具体性出发，力图将它们与社会、国家和世界联系起来。（《我在暧昧的日本》，许金龙译）

大江健三郎的话让我想起20世纪20年代郁达夫的“抒情小说”。私人化写作走不出个人体验的小圈子，就是因为作家无法将个人经验与社会、国家和世界联系起来，作家要走出个人化的陷阱，就必须将个人的命运与社会、国家和世界联系起来。

王安忆说：

女作家倘若过于限于内部世界，拼命创造幻想的话，那么创造出来的自我常常是谬误的。^[85]

翟永明也指出了女性写作的弊病：

过分强调女性身份，容易陷入一种固定模式，而超性别视角反而是一种理想主义写作。^[86]

沉湎于女性的身体与经验世界，拒绝与外部世界对话，同样是一种话语霸权，已经引起部分女作家的警惕。西苏说：

人必须在自己之外发展自己。在我看来, 人必须跨过一段完整而漫长的时间, 即穿越自我的时间, 才能完成这种造就。人必须逐渐熟悉这个自己, 必须深谙令这个自己焦虑不安的秘密, 深谙它内在的风暴。人必须走完这段蜿蜒复杂的道路进入潜意识的栖居地, 以便届时从我挣脱, 走向他人。^[87]

20世纪90年代的私人化写作是女性文学走向成熟的一个必要的阶段，女性只有先了解自己、突破自己，才可能走向他人，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