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池莉对理想爱情的解构

谈到新时期对爱情的叙述，就要从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谈起，小说讲述了一个柏拉图式的爱情故事。钟雨是一个优雅、淡泊的女作家，她与老干部刻骨铭心地相爱，她迷恋他，又得不到，忘不了，为了看他一眼，她煞费苦心地计算；他担心她的自行车闸不灵会出车祸，常大费周折却只为能从她家大院门口走一趟，这个一生都清楚明确、严谨脱俗的老人，在爱情面前却变得这样软弱柔情、无能为力，为了另一个人的幸福，他们相约彼此忘记，他们一辈子接触过的时间累计不超过24小时，他们连一次手也没有握过，但爱是不能忘记的，20多年来他填满了她的心，占有了她全部的感情，她在笔记本中和他倾心交谈，她爱得痛苦，爱得沉重，这份爱凄凉而悲惨。钟雨守着这份爱，拒绝了许多求婚者，对闲言碎语淡然地一笑付之，孤独忧郁直到枯萎，她说自己只能是一个痛苦的理想主义者。“我”说：“这要不是大悲剧就是大笑话。别管它多么美，多么动人，我可不愿意重复它！”[10]现实生活中很多人还在忍受着婚姻和爱情分离的痛苦，“我”该怎么办？作者发出这样的呼喊：耐心等待吧，等不到也不要糊里糊涂地结婚，独身将会被未来的社会所接受。作者对遵从法律和道义来承担责任和义务的婚姻提出了质疑。

这是一个爱情彻底战胜性欲的经典，爱到深处无形无色，这种无言的默契是对人的本能性欲的彻底否定，是爱的升华或最高境界。虽然作者说这份爱已经无法让人从普通意义上的道德观念去谴责它，但这又的确是一个道德问题，是爱与道德的内在冲突酿成的一个爱情婚姻悲剧。老干部内心爱着钟雨，却与妻子维持着婚姻关系，他给了钟雨“形而上”的爱却没有给她爱的内容（其中包括性），他给了妻子婚姻的形式却没有给她婚姻的实质——爱，他自己忍受着爱情与婚姻分离的痛苦，一个男人同时亏欠着两个女人，他内心的愧疚、自责、痛苦是难以想象的。爱情与婚姻分裂，在性欲与情欲中苦苦挣扎，爱情与道德的冲突在他沉静的外表下将会何等激烈，如果他是值得钟雨爱的、有道德良知的男人，那么他内心的痛苦并不比妻子和钟雨更少。为了老干部的名声、身份、地位，为了另一个女人不受到伤害，钟雨心甘情愿为心爱的人而牺牲，并把这份爱与牵挂作为生命中最大的幸福，她的爱是无私无欲的。这看似崇高的爱情真的就埋在彼此的心底，不会对那位妻子产生丝毫的伤害吗？除非这位妻子是上帝或者弱智。在这个故事中，当事的三方没有盈利者，他们都是受害者，都没有过错，都真诚、善良、自律，热爱生活，都是被命运无情捉弄的无辜者，都无法冲破社会的现行伦理规范，于是，他们只有压抑自己的感情。小说的外在形态是一个柏拉图式的爱情故事，但小说的潜结构却是一个本能受到压抑和寻求释放而不得的故事。人的悲剧命运在一种虚假的平静中显得更加深刻，道德外衣裹挟下的和谐与三人内心深处的极度痛苦构成了一种欲望冲突的张力。小说极力张扬的是爱情，并没有涉及到婚姻的重要内容——性，这与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在当时的文化心理结构中，爱是人性的东西，性欲是属于动物性的，性只是爱的附属品，得到了爱情，性欲就顺理成章地得到了满足。钟雨连爱情和婚姻的形式都得不到，性欲受到压抑就是不言自明的了，作者似乎认为性欲望压根就无法进入讨论的视野。这是新时期对爱情最经典的演绎，这种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是理想主义的爱情观。

朦胧诗在新时期不仅开辟了新的审美空间，也在试图建构新的价值理念，舒婷在《致橡树》中表达了与张洁全然不同的爱情观，爱情不再是女性对男性一味地依附、奉献，而是彼此平等独立，“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爱情的理想状态就是“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 相爱的双方既要终身相依相守，又要具有相对独立的自我。女性在争取爱情中与男性同等的地位，舒婷建构了一种现实主义或享乐主义的爱情观，她在《神女峰》中写道：“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1981年6月于长江）诗人明确肯定了个体对世俗情感生活的追求和女性最基本的生理需求。诗人所追求的是一种灵肉统一、健康独立的爱情，不再是虚无缥缈的、理想主义的爱情，而是实实在在的相拥相守、相亲相爱。

爱情观念的变化是最能体现时代变迁的，新时期以来，人们的爱情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这一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到舒婷式“平等独立相依相守灵肉统一”的健康理想的爱情模式，这无疑是时代进步、人性解放的结果或表征。然而，爱情到了池莉笔下就失去了纯洁美好的理想主义的光芒，在《不谈爱情》中，她对传统的爱情观进行了彻底的、无情的颠覆。庄建非结婚的目的很单纯，就是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性伴侣，满足自己的性欲望，实现社会对自己作为一个正常的成年男子的角色需要，婚前他用自渎的方式满足自己的性欲望，内心充满罪恶感，与梅莹的激情与放纵使他压抑已久的性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满足，但那是违背基本的社会行为规范的不道德的行为。吉玲选择自己的婚姻对象可谓步步为营、用心良苦、机关算尽，终于以自己的心机和乖巧钓得了金龟婿，不料婚后半年就因琐事夫妻反目。他们的婚姻是各种需要平衡的结果，庄建非满足了吉玲的虚荣心，吉玲满足了庄建非的性欲望和骨子里的男性自尊，天平两端平衡时，他们的婚姻就是幸福美满令人羡慕的，天平一旦倾斜，婚姻就会出现危机。婚姻就像走钢丝，稍有不慎，就可能跌进深渊。庄建非一个不小心就给自己招来了莫大的烦恼，差点失去出国的机会，还差点失去没出世的孩子，这次的折腾终于让他明白了婚姻的实质——那就是“不谈爱情”，尽到丈夫的责任和义务，用耐心来维持婚姻和家庭内外各种关系的平衡。

婚姻“不谈爱情”，性交往呢？在池莉看来，性就是彼此吸引、彼此需要、彼此满足，直接到不需要任何过渡，就进入实质。梅莹与庄建非的性关系就是这样，爱情的成分实在少得可怜，两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就像高粱地里野合的男女一样只有肉欲，梅莹需要庄建非的青春健壮俊美，庄建非迷恋梅莹的成熟丰满风韵。梅莹是一个具有强烈主体意识的现代知识女性，她不压抑自己的肉体需要，善于主动出击寻找并放纵自己的激情，她也珍惜自己的家庭幸福，认同自己已有的社会身份和现存的社会秩序。她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一个有情欲有理性的女人，她是贪婪自私的，既要爱情又不放弃肉欲，善于对个人及其周围世界进行客观冷静的理性分析。当激情威胁到她现实生活的安宁与平静时，她主动放弃了激情，用压抑个体原始欲求的方式向现行社会秩序和伦理妥协，从本质上说，她的行为是工具理性对人的价值理性的压抑，是人被工具理性异化的一种表征。梅莹应该是新时期小说中出现的最早的都市中产阶级形象之一，她高雅迷人，充满女性的魅力，拥有成功的事业、幸福美满的婚姻家庭，如果不是与庄建非的婚外性行为，她几乎是一个完美的女性。这个人物的意义就在于她内心的丰富、孤寂、冷漠和压抑被作家敏锐地捕捉到了，人格的分裂是梅莹最大的悲哀，以她那样洞察社会人生的聪明睿智，她是虚伪到真诚地面对社会人生，还是超脱到“喜怒不形于色”，她还会有痛苦吗？或者说她真的像她表现出的那样幸福快乐吗？试想，梅莹那风流倜傥的丈夫，又怎能孤苦无依地在异国他乡心甘情愿地过清教徒的生活呢，他们和谐的家庭生活是建立在心照不宣的温情之下的，梅莹人格分裂的痛苦与表面的优雅平静交相辉映，人的生存现状在理性外衣的包裹下昭然若揭。梅莹的纵欲是在理性约束下的、短暂的、非理性的狂欢，在她的内心深处，理性与非理性、理想与现实之间始终存在着激烈的矛盾和冲突。在这里，欲望是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得到合理展示的，作者没有直接地表达自己对人类现实生存现状的主观判断，却在探讨或寻找维系婚姻生活的纽带。

“不谈爱情”本身就是一种爱情观念，池莉在无情放逐传统爱情的同时，肯定了人追求性满足的合理性，她将爱情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或人生存的一种方式，而且是以物质为基础的一种关系，就像梅莹的家庭模式或庄建非的家庭模式一样，她将性爱中的物质性同精神性层层剥离，最终实现了对传统爱情的放逐与解构。她主动放弃了爱情诗性想象的本质，淡化了爱情浪漫温馨的情怀，她更加关注两性间基于欲望的性爱的社会化内容，更加看重义务、责任等非情感因素在两性关系中的社会约束力及其制衡作用。她试图解构爱情的理想主义的精神实质，在日常生活的世俗化原则中重新审视两性关系，以期在此岸世界或现实生活中寻找并确立两性关系平衡的支点。在《爱是不能忘记的》中被作者指出的问题又被池莉重新拾起，钟雨那感人肺腑的爱情悲剧就是由老干部看重婚姻的义务、责任造成的，不朽的爱情与婚姻的义务和责任相比，何者更重要？义务和责任支撑起的两性关系的平衡牢固吗？梅莹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值得提倡吗？看来作者也无法回答这个“千古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