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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陈胜利导演的电视剧《一路格桑花》，尤其看了宋运成扮演的大队长邓刚，我渐渐想起一张面孔，继而又想起这个人的名字，这是一个几乎被我遗忘的人，他叫洛嘎，是卫守在边境线上的一名军人。

    在我没有进入西藏帕里之前,洛嘎的名字之于我是陌生的、不相干的。我与他是两种活法的人。但是,那一年的夏天,我却认识了这张被太阳晒得黑红的脸庞。

    当两排官兵列队鼓掌欢迎时,我知道自己终于跨进了西藏帕里公安边防派出所的大门,但我却坐在车里下不来了，虚弱得连话也说不出来。“梁参谋,快,氧气!” 发出命令的人是帕里边防派出所的副所长洛嘎。

    一名精干、戴着眼镜、头发短得贴着头皮、年纪约在二十七八岁的青年警官提着氧气瓶立即冲到我的座位前,迅速操作氧气瓶给我补氧。

    氧气输进身体也并未减轻头部剧烈的疼痛,我几乎绝望了:往后的几天怎么熬啊?就算我马上逃往拉萨,也还有三百公里山路,中间需两次翻越海拔5400米的山口,那是近乎一整天的艰苦颠簸。一路的呕吐和头痛已经使我的忍耐力几欲瓦解。从北京出发时,我怎么也没想到帕里会让我透透彻彻地体味到度日如年、度分如月、度秒如日的折磨。所以,当终于到达帕里时,莫大的委屈化作汩汩的泪水,在墨镜背后刷刷流淌着。我突然变得毫无信心、毫无活力、毫无纪律,我管不住自己地发泄起来。

    以后的几天里,我一直不敢把墨镜摘下来,因为双眼哭成了桃子。

    我就是如此狼狈地来到喜马拉雅山脉卓姆拉日峰脚下、海拔4360米的世界最高镇——帕里。这里的氧气含量不到内地的一半。而氧气是人生存下去最基本的保障啊。这里的气候寒冷,风狂雪大,四季飞沙,8级以上大风每年要刮几个月,年平均气温为零度。然而,就是在这么恶劣的环境里,从1961年开始,43年来,这里始终驻守着一支人数不多的公安边防队伍。在这块阵地上,老兵走了,新兵来了;新兵来了,老兵又走了。进进出出的官兵们已经数不清有多少,他们的去和留全是因为祖国的边境需要人去驻守,哪怕驻守的阵地根本不适合人类生存。

    这也注定了,此行是我所有的采访中最为艰苦的一次。

    洛嘎是位帅气的藏族小伙子。他1998年毕业于廊坊武警指挥学院。我见到他时，他就任副所长刚一年零七个月。他高高的个头、宽宽的肩膀,黑红的脸庞以及真诚宽厚的笑容,让人看一眼就踏实,就产生信任感。我断定,好女孩们都想嫁给他。

    找洛嘎的人太多,他奔来跑去,等到把所有事情办完来到我面前时,额前还流着热汗。我对洛嘎说,其实你不必跑得那么累。洛嘎只是擦汗笑笑,我知道那意思是“没关系”。

    一进入西藏,蓝天白云之下,一座荒山连着一座荒山,似乎暗示着这样的道理:西藏的绿色是短暂的,荒芜才是永恒。但是到了帕里派出所,道理却反了过来,这座小院里,永恒的似乎是绿色。干净而美丽的小院里,到处是绿地,到处种着花草。仔细一瞧,才发现那些花草并非连成一片,而是由一个个小方块组成的。走在前面的洛嘎说,整个帕里镇只有边防派出所里有绿色,全所官兵一点点从三十里外的山沟里挖来的草坪和花,弄成现在这个样真不容易。

    我问,那么从前派出所的小院是怎样的呢?

    洛嘎说,前任所长索朗从1982年就到帕里来了。那时,房子是用土坯堆起来的,房顶先用钉子把铁皮固定,然后用许多石头压住。因为帕里的风特别大,8级大风一年要刮五六个月,到了风季,房子上的铁皮被风一吹,就像打雷一样。要是下雨天就更麻烦,本来干部战士都挤在一个房间里,一下雨到处都漏,没地方睡,只好坐着靠墙过夜。那时候没有电,到了晚上只能点蜡烛和油灯。那时,所里没有自来水,吃水靠人拉,每天要派几个战士到哲姆拉萨山沟里取水,取一次水来回得两个多小时。

    洛嘎说,营区原来是个斜坡,根本没法打篮球和搞训练什么的,也没有厕所。为了垫平原来的斜坡,索朗所长带领所里的官兵们运来了大量的石子、沙子,用坏了数不清的铁锹。终于建成了今天看到的这个家。

   “家建好了,我们这些后来的人才得以分享家的温暖和美好。”洛嘎的感激之情洋溢在脸上。

    我参观了洛嘎的办公室,他的卧室与办公室连成一体,洁净的床单、整齐的被褥、装满书籍的书架、书架之上的花草,都那么得体地体现着洛嘎的性格。
    我仔细端详着摆放在书架上的一张女婴照片。洛嘎的嘴角立刻溢着笑意:“我女儿,一岁多了。”我问洛嘎女儿跟他亲吗,洛嘎的脸色马上变暗了,他说去年底休假才第一次看见女儿,女儿根本不认识爸爸,父女间的那种陌生感真叫人心里不是滋味。

    跟女儿只待了一个月,刚刚熟悉过来,洛嘎又要回帕里了,他说在机场与女儿分别时的情景真让人难受。“我欠女儿的,于是就想补偿她。虽然她很小,什么都不懂,但在超市,只要她指什么,我都给她买。妻子说我惯着女儿,我能不惯她吗?”

    洛嘎说这番话时,眼里涩涩的。他盯着镜框里的女儿,那女儿却无法呼之欲出,帕里与成都的距离太遥远了,远到女儿在他的生命中很可能变成一种概念。
    我问:妻子在成都自己带孩子?

    洛嘎点头。

    以后怎么办?是她来还是你去?或者就这样苦苦地两地分居?

    洛嘎温和地笑笑:再协调吧。

    说话间,同行的一名女记者苍白着脸走进屋来,她扑通一下让自己瘫倒在长沙发上,只管紧闭双眼催促道:“快点,氧气!”

    洛嘎又喊：“梁参谋，快，氧气。”话音刚落，就见所医生提着一袋氧气冲了进来。

    我强忍着头痛来到帕里的街上走家串户。这个500多户人家、2000多人口的小镇安静极了,或者说慵懒极了。少部分人到山里挖虫草去了,大部分人守在家里喝酥油茶,或做点手边的小事情。仿佛只有边防派出所的小院是沸腾的,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头痛得几乎要炸裂了,我急忙返回边防派出所,女记者精神好多了,她对洛嘎的印象非常好，她悄悄告诉我:洛嘎离婚了。

    可是，从洛嘎脸上一点没看到迹象。

    我们都遗憾地猜测,肯定是因为尽不到父亲和丈夫的责任导致的。

    离开帕里之前，我问洛嘎，真的离了？

    洛嘎说，还没到那个份儿上,正在协调。她不想离开成都,我不想离开帕里。其实两人都不想离婚,可是现实太残酷了,必须做出选择。

    我问:你真的不想离开帕里,回到妻女身边?

    洛嘎思忖片刻,然后质朴地说:我是个军人,有守卫边疆的责任。再说,我热爱这个集体,舍不得离开帕里。不知道这种感情你能理解吗?

    如果我没有到过帕里,如果我没有看过《一路格桑花》，我便无法解读洛嘎的精神寄托所在，无法解读邓刚面对妻子追问时无语的坚定。我得承认,无论邓刚还是洛嘎，他们的目光都是我见过的少有杂质的那种清澈。

    在离开拉萨之前,西藏边防的某位领导欣赏地说:“洛嘎是个很优秀的警官,我们部队不会放他走,如果他的妻子愿意,我们可以把她调到帕里工作,或者再照顾点,把她调到拉萨,到总队来也行,反正不能放走洛嘎。”

    我想，洛嘎和他的妻子所承受的痛苦,在无数守卫边防的战士家庭中,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可以肯定,只要有国家存在,就得有边防战士守卫边境,就会有一批批的边防战士的幸福和爱情经受考验与磨难。这一事实,无可更改。

    那是我第一次到雪域高原,也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边境线上的官兵,从他们身上,我深深理解了什么是为国家的需要而“牺牲”,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牺牲。也许,一次帕里之行,并不能使我的生命从头开始,但此行的确在我的生命里烙下了难以抹却的印记。

    谢谢宋运成的本色表演，让我体味到，人可以缺氧,但不能缺精神。如若缺少了精气神儿,无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还是一个人,任何的赞叹和责怨就都失去了意义。

    看到《一路格桑花》里邓刚那张“高原红”脸膛，我就想起了洛嘎，不知道这个小伙子现在怎么样了？祝他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