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阅读汪曾祺文字及诸多汪研文章中发现，究其汪曾祺的一生，竟有一位始终绕不开去的重要人物，他就是杨毓珉。

杨毓珉是汪曾祺西南联大时期的同窗好友，北京京剧团的同事，二人相交达半个多世纪，他总是在关键时刻拉汪曾祺一把，如在西南联大对汪曾祺生活上的照料关心，推荐汪曾祺的第一份工作，拉汪曾祺进文联系统，领汪曾祺进入戏剧界；甚至《受戒》的发表都与其有关。他们又同是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等剧本的主编。

杨毓珉曾就读昆明国立艺专国画系，学过篆刻。他于1940年考取西南联大中文系，他比汪曾祺低一届。曾经和汪曾祺一起住在联大25号新宿舍。两个人都爱好文艺，曾一起修习浦江清的《曲选》课。

1942年春，杨毓珉、汪曾祺及同宿舍的哲学系同学周大奎一同组织“山海云剧社”，曾演出过曹禺的《北京人》《家》等剧。

杨毓珉与汪曾祺一生交好。汪曾祺曾替杨毓珉写过一篇读书报告《黑罂粟花——李贺诗歌编读后》，对唐朝诗人李贺有极其精彩的分析，文中写道“他的时代是黑的，这正作了他的诗的底色。他在一片黑色上描画他的梦；一片浓绿，一片殷红，一片金色，交错成一幅不可解的图案。而这些图案充满了魔性。这些颜色是他所向往的，是黑色之前都曾存在过的，那是整个唐朝的颜色。李长吉是一条在幽谷中采食百花酿成毒，毒死自己的蛇。”当时，汪曾祺才二十多岁，但透过这篇短文便可见其文学才华。据云，他们的老师闻一多读了这篇读书报告，大为赞赏，直呼：比汪曾祺写得好。殊不知，这其实就是出自汪曾祺之手。

1943年下学期，杨毓珉与汪曾祺搬出联大25号宿舍，在民强巷租了一间房子。租房的钱是靠杨毓珉的刻图章手艺，汪、杨两个家庭都在沦陷区，均与家里的音信不畅，缺乏经济来源是常有的事。但杨毓珉此时习篆刻，挂牌治印，月可入四五十元，这比联大的贷金高出三四倍，才有条件租房。联大学生的膳食，是学生自组膳食委员会，每人每月交15元左右。按照1940年物价，每担米百元左右，联大的公米价格在五六十元左右。米饭自然是糙米，米里有沙子、谷糠甚至老鼠屎，被称作“八宝饭”，每人可吃五六碗。八人一桌四小碗菜，饭没吃到一半菜就没了。租了房子，汪曾祺与杨毓珉从此可以星期六不走二三里路去联大食堂吃那种掺有沙子、谷糠的“八宝饭”了，“还能不时下个小馆吃碗焖鸡米线、卤饵块、喝二两烧酒，生活富裕多了。”

杨毓珉于1944年毕业前夕应征入伍，随美军到过越南等地。1944年深秋，杨毓珉从越南前线回昆明休假，去民强巷探望汪曾祺。当时汪曾祺住在一间五平方米的房子里，家徒四壁，“屋里只有一张三屉桌、一个方凳，墙角堆了一床破棉絮、几本旧书。原来此公白天在桌上写文章，晚上裹一床破棉絮，连铺带盖地蜷缩在这张三屉桌上。看起来能卖的都在夜市上卖了，肯定时不时还要饿几餐饭。”

汪曾祺租住在民强巷的这段时间，十分落魄，在白绵纸本子上随意写作，不停地抽烟，满地都是烟蒂。有时烟抽完了，就在地下找找，拣起较长的烟蒂，点了火再抽两口。在这段时间汪曾祺曾经谈过一段恋爱，失恋后，更加颓废，有时没钱吃饭，就睡到上午十一点，坚卧不起......

杨毓珉看到当时情景，赶紧找到他们曾经的舍友周大奎求助。当时周大奎正在筹建中国建设中学，于是汪曾祺得以在中国建设中学教书，生活才得以为继。汪曾祺在建设中学教书期间，与同期执教的施松卿谈起了恋爱，收获了爱情。抗战胜利后，杨毓珉作为随军翻译员的使命结束，顺利毕业后曾一度到中国建设中学，担任教务主任。直到1946年西南联大复原，迁回北平，汪曾祺和杨毓珉才各奔东西。

1949年后，杨毓珉在北京文化处供职，负责戏剧工作。汪曾祺则随四野工作组南下，在武汉一中学当教务主任。又是杨毓珉出面请文化处副处长王松声一纸商调函把汪曾祺调回北京，在文化处工作。关于这一节，据王松声回忆：“我和汪曾祺、杨毓珉都是西南联大的同学，同校不同班，解放初期，我负责北京市文委工作，一天杨毓珉在大街上巧遇同窗汪曾祺，于是他把汪曾祺领到我办公室介绍给我，并说汪曾祺也愿意来北京文联工作。我说：那好啊！本来我是一句客套话，没想到，杨毓珉却当真了，他把汪曾祺又领到人事科说松声同志已同意汪曾祺来文联工作了。那时的人事制度不健全，原本也没当回事的汪曾祺，就这么简单地成了文联中的一员。”回北京后，汪和杨两人同住一个宿舍，同在一个单位。

后来，汪曾祺又调到中国文联民间文艺研究会，先后在《说说唱唱》《民间文学》等杂志任编辑。汪曾祺在当编辑期间，发掘了许多好作品。由于他的才华显露，大胆直言，1957年被打成右派；也理所当然成了下放的对象，到坝上草原的河北沽源县马铃薯研究站劳动改造。

1962年，汪曾祺虽说早已平反，想回北京却苦于没有接收单位。汪曾祺这时想到老同学，写信给已在北京京剧团任艺术室主任的杨毓珉，想到北京京剧团。杨毓珉接到老同学的信后，立即去找剧团党委书记薛恩厚、副团长肖甲商量，调汪曾祺来京剧团，获允。汪曾祺后来在北京京剧团担任专职编剧，直至退休，期间创作完成了《沙家浜》、《裘盛戎》等多部剧作。

汪曾祺的《受戒》完成于1980年8月12日。一开始，只是在北京京剧团内部传阅，汪曾祺的同事杨毓珉读了之后感觉“味道十分迷人，可是回头一寻思，又觉得毫无意义”。在北京文艺界的一次座谈会上，杨毓珉说起最近他们单位有人写了一篇“味道十分迷人”的小说。这番话恰巧被当时《北京文学》的负责人李清泉听到，于是李清泉委托杨毓珉请作者把稿子寄到编辑部。

凭着“艺术的胆量”，李清泉毫不犹豫地签发了《受戒》。作为《北京文学》1980年第十期“小说专号”中的一篇，《受戒》甫一面世，就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正如汪曾祺所言：“《受戒》的产生，是我这样一个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人的各种感情的一个总和。”

这样一部独特的作品，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绝对让人眼前一亮。最终，《受戒》荣获《北京文学》当年的优秀短篇小说奖，汪曾祺也开始被广大读者所熟知。

正如李清泉所言：“《受戒》又有点像投石问路，心地踏实了，才好照着他认定的路子继续翱翔。”《受戒》发表之后的种种利好局面进一步激励了汪曾祺，“老夫聊发少年狂”，汪曾祺的创作才能喷薄而出，《岁寒三友》、《大淖记事》、《故里三陈》等脍炙人口的名篇接连问世，一个被埋没了多年的作家最终浮出了历史的地表。

《受戒》的发表，离不开李清泉的慧眼与胆识。同时，也不能忘记杨毓珉的功劳。正是杨毓珉“味道十分迷人，可是回头一寻思，又觉得毫无意义”的那番话引起了李清泉的极大兴趣，间接促成了《受戒》的面世。

人生紧要处能有几回，能在紧要处帮助你的又有几人？纵观汪曾祺的一生，除了沈从文之外，杨毓珉可谓是汪曾祺的知己，生命中的“贵人”，两人友谊长达55年，在汪曾祺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杨毓珉都“恰到好处”地出现，患难见真情，两人真可谓是一对患难好同学、好同事、好兄弟！

90年代以后，汪曾祺除了名章，书画作品的一角常压有一两方闲章。从画集上看，汪先生最常用的是“岭上多白云”。“岭上多白云”章则是由杨毓珉先生刻于1991年。杨毓珉治印，深得汪曾祺嘉许，他曾写过《毓珉治印歌》，盛赞“毓珉治印自成一家，奔放蕴藉间有之”。印章边款是杨毓珉的题诗：

　　相逢语转少，不见忆偏深。

　　滇海桃源梦，京华菊圃吟。

　　西风寒蝉噤，落日暮云新。

　　半世只一瞬，苍苍白发人。

曾祺学兄两正 毓珉

一九九一年

　　诗中回忆了两人自同窗起至客居京华的经历，感慨沉痛深厚。其时两位老友都已年过七十，历经磨难，沧桑阅尽，怎不叫人唏嘘。

当然，汪曾祺的成功绝非偶然，早年他是素有美文家之称的沈从文先生的得意门生，颇有沈的风范，沈汪谢世之后，有人说至今文坛还无一人能取而代之。老舍先生当北京市文联主席时，汪曾祺的才学也同样被老舍所看重，有一次，老舍先生在检查思想生活会上说：“我在市文联只怕两个人，一个是端木，另一个就是汪曾祺。他们书读得比我多，学问比我大，今天听了他们的发言，我就放心了......”所以老舍见了他们二位总是客客气气。当然，这是老舍先生的谦和之言，也是对端木和汪曾祺的极高评价。

光阴荏苒，弹指一挥间，到了“文革”年代，在八个样扳戏出现前期，汪曾祺由河北沽源调回北京京局团任专职编剧，样板戏《沙家浜》让汪杨两位老同学再续前缘。因为最知汪曾祺实力的莫过同窗的杨毓珉，他极力向上推荐促成好事，使汪曾祺从塞外的风雪中走出来，令其生命闪光发亮；也可以说汪老命运的转折点，由《沙家浜》大红大紫，又到小说《受戒》蜚声文坛，都与杨毓珉有关。

《沙家浜》里的“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的妙语是出于汪老之口，“风声紧，雨意浓，天低云暗”则是出自杨的笔端，一个把革命者写得大气磅礴，另一个把思念战友之情写得荡气回肠，那时的汪杨也是四十几岁堪称才华横溢。原《北京文学》编务段燕勤曾问杨，那么多的精彩词句你们是怎么写出来的呢？他说，道理很简单，就是来源于生活的积累，体验，情感。前场戏写来还算顺畅，当写到军民鱼水情时一下卡壳了，戏词不是过于平淡，就是落于俗套，又不上口，当时剧组住在颐和园“畅春园”：湖光山色，清爽怡人，一日三餐，有鱼有肉，还有虾，吃罢午饭一觉睡到日西斜......这是一位编剧很随意的打油诗，真实地描绘了当时生活的情景，一下子激发了大家的灵感，于是七嘴八舌地一凑，这场戏词便脱颖而过：

你待同志亲如一家，

精心调理真不差，

缝补浆洗不停手，

一日三餐有鱼虾......

有一位记者拿着一份问卷采访剧作家郭启宏，其中一个问题是：在你成功的道路上，哪些人叫你终生难忘？我想了想，说出了几位，其中一位便是杨毓珉。他说杨毓珉善于提携后辈，乐于助人，为人正直、爽直、刚直，不避名利，更不趋名利，向来坦坦荡荡，让后辈人打心服里佩服。

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杨毓珉能与汪曾祺相处大半个世纪，是爱好兴趣相投，性格使然的必然结果，也有机缘巧合的偶然成份，是两个聪明的脑袋瓜相碰绽放出的智慧火花，也是宽厚待人、诚实相处的最佳典范。

杨毓珉在《中国京剧》1997年04期上发表《往事如烟--忆故友汪曾祺》：曾祺走了,走得那么匆匆,甚至于去医院见他最后一面的愿望也未能实现.向遗体告别的那天,我把一枝玫瑰花放在他的灵榻上,热泪夺眶而出,55年的友情,从此画上了一个句号.往事如烟,缭绕不散,写下来以抒积闷.我们相识在1942年......

1997年5月16日汪曾祺走了，事隔一年，杨毓珉也跟着走了，京剧界的两位顶级编剧都走了，让全国的戏迷们留下了无限哀思，那些脍灸人口的精彩唱词却留芳百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