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份我去了趟新疆、甘肃。读汪曾祺的《天山行色》，知道1982年8月下旬，汪先生应邀与林斤澜、邓友梅等一起游览了新疆、甘肃。其实，谁去西域总绕不开葡萄的话题，汪先生在《天山行色》写了葡萄，他的《关于葡萄》，更是通篇谈了葡萄，尤其是其中的《葡萄月令》，堪称是一篇完美的经典佳作。汪老写葡萄可以追溯到1944年，那年5月18日，《民国日报》发表了他的《葡萄上的轻粉》。他用大量篇幅来写一种水果实属难得，可见汪先生的葡萄情结非同寻常。

汪先生说：“一个学农业的同志告诉我：谷子是从狗尾巴草变来的，葡萄是从爬山虎变来的。我听了，觉得很有意思......从爬山虎到葡萄，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我们在甘肃的阳关开始吃上葡萄，在进入新疆后一路上的葡萄更没少吃。新疆葡萄甲天下，尤其以吐鲁番的葡萄最负盛名。尤其是这里生产的无核白葡萄，皮薄、肉嫩、多汁、味美、营养丰富，素有“珍珠”美称。

关于葡萄的来历，汪先生作了研究：“最流行的说法是：张骞从西域带回来的，在汉武帝的时候，即公元前130年左右。《图经》：'张骞使西域，得其种而还，种之，中国始有。'《齐民要术》：'汉武帝使张骞至大宛，取葡萄实，于离宫别馆旁尽种之。'人们很愿意相信这种说法，因为可以发思古之幽情。”“至少玫瑰香是张骞从西域带回来的。玫瑰香的家谱是可以查考的。它的故乡，是英国。”

中国的葡萄是什么时候有的，从哪里来的，从来就有不同的说法。在秦汉时期可能是经由北疆传入了东疆的吐鲁番地区，同时可能是由中亚经帕米尔传入了南疆塔里木盆地绿洲各城廓小国。此时，新疆种植葡萄、酿造葡萄酒已经很普遍了。

新疆种植葡萄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盛夏的季节走进绿洲，家家户户的葡萄架不但会带给你阴凉，好客的主人还会采来晶莹的鲜葡萄给你消暑解渴；即使是隆冬，在市场上，仍然可以尝到保存得较好的葡萄。

到了火焰山和吐鲁番，汪先生说：“不能不想起张骞，想起班超，想起玄奘法师。这都是了不起的人......”

吐鲁番是个盆地，很热，火焰山更热，时至中秋，火焰山当天的温度仍高达35度。汪先生说：“火焰山是一个奇观，风在这些疏松沙土上雕刻出一场热烘烘，刮刮杂杂的大火。风是个大手笔。火焰山下大戈壁上，有一条长沟，沟中有一条从天山流下来的河，河两岸，除了石榴，无花果，棉花，种的都是葡萄，是为葡萄沟。”

我们乘坐葡萄沟的区间车，路边潺潺流淌着的就是从天山流下来的布依鲁克河。葡萄种在山坡的梯田上，茂密的枝叶向四周展开，沟中绿荫蔽日，满沟全是层层叠叠的葡萄架，花果树木点缀其间，村舍、荫房错落有致。葡萄一大串一大串地挂在绿叶底下，我们去的时候没有看到红的、紫色的、暗红色的和黑色的葡萄，见到的几乎都是浅绿色的葡萄，且个头不大，这是不是无核白葡萄呢？不知道了！

专为中外旅游者修建的葡萄游乐园，浓荫蔽日，铺绿叠翠，泉流溪涌，曲径通幽，甜蜜的葡萄，醉人的歌舞，令人心旷神怡。在这里我们见到了阿凡提的故居。

在吐鲁番，我们参观了坎儿井，就像是一溜溜巨大的蚁窝和暗渠，流着从天山引下来的雪水。这些坎儿井到目前有的都在使用。可以肯定的说，没有坎儿井，就没有今日吐鲁番的繁荣。

汪曾祺在《天山行色》一文里说：“吐鲁番的葡萄全国第一，各种品种无不极甜，而且皮很薄，入口即化。吐鲁番人吃葡萄都不吐皮。因为无皮可吐。--不但不吐皮，连核也一同吃下，他们认为葡萄核实好东西。北京绕口令曰：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未免少见多怪。”

汪曾祺的散文很有特色，初看波澜不惊，平静似水，可细细品味，却发现文章意味深长，《葡萄月令》就是一个很好的典范。其结构平淡，语言质朴，情感含而不露，但其中意蕴深厚，饶有一番情趣。汪曾祺把自己的性情和葡萄的性情有机结合在一起，平淡中散发着浓浓的葡萄情结。

《葡萄月令》的结构采用了最为常见的记叙法，按照月份，把十二个月逐一铺展开来，像记流水账，但是不难发现，汪先生的叙述独具匠心，不落窠臼。首先月令两字，就是把一年该做的事情，按照月份安排，包括气象、物候、农事等等，这让我们有一种体验中国古代农耕的感觉。汪先生对葡萄每一个月份的生长情况都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如果没有亲自参加过田间地头劳动，没有对葡萄的深原情感，没有经过细心观察和详细记载的人，不会描写得这么传神，这么出神入化。

《葡萄月令》，就像一位老农把十二个月份的农务娓娓道来，那么恬淡自然，那么富有诗意，“哦，下果子了，就不管了？人，总不能这样无情无义吧。”平淡的语气中有着对葡萄丰收的喜悦，丰收后的关爱和呵护。

“白的像白玛瑙，红的像红宝石，紫的像紫水晶，黑的像黑玉。”这一系列的比喻很有诗意，令人陶醉。汪先生赋予了葡萄美丽的形体，高贵的气质，葡萄有着美丽的灵魂。由此可见，汪先生和葡萄之间有着深厚的情感，有着难以忘怀的记忆。

1957年汪先生打成右派被赶出北京，发配到张家口一个果园干农活。他在《随遇而安》里说：“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文章接着说：“右派的遭遇各不相同，有幸有不幸。我这个右派算是很幸运的，没有受多少罪。”汪先生的文章特别平和，不写让人难受的场面和坏心情，他身负右派帽子，天天参加劳动，他没有怨天忧人，没有牢骚满腹，而是融入到劳动人民之中，乐观面对，赋予劳动以诗意和美的内涵。他认为一个作家在农村劳动改造期间能去画土豆，已经很幸运了，在劳动中能掌握种植葡萄的技能，“一生也就不平淡了”，苦难能让汪先生“随遇而安”，苦中取乐则是他真性情的自然流露，《葡萄月令》也凝聚着他对劳动和劳动者的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