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汪曾祺的《我的家乡》，仿佛满眼都是水：“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

“我小时候，从早到晚，一天没有看见河水的日子，几乎没有。我上小学，倘不走东大街而走后街，是沿河走的。上初中，如果不从城里走，走东门外，则是沿着护城河。出我家所在的巷南头，是越塘，出巷北，往东不远，就是大淖......我到一沟、二沟、三垛，都是坐船。到我的小说《受戒》所写的庵赵庄，也是坐船。我第一次离家乡去外地读高中，也是坐船---轮船。”汪老所见所写的水，我都看过经历过。我与他是街坊邻居，虽说在年龄上相差30岁，但这些河还在流淌着。对水的感受应该是一样的。

“我的家乡高邮在京杭大运河的下游。我小时候常常到运河堤上去玩。”“运河是一条'悬河'，河底比东堤下的地面高，据说河堤和城墙垛子一般高，站在河堤上，可以俯瞰底下的街道房屋。我们几个同学，可以指认哪一处的屋顶是谁家的。城外的孩子放风筝，颤悠悠的风筝在我们脚下飘着。城里人家养鸽子，鸽子飞过来，绕过去，我们看到的是鸽子青色的背。几只野鸭子贴水飞向东，过了河堤，下面的人看见野鸭子飞得高高的。”

“在运河里打鱼的多用鱼鹰。一般都是两条船，一船八只鱼鹰。有时也会有三条、四条，排成阵势。鱼鹰栖在木架上，精神抖擞，如同临战状态。打鱼人把篙子一挥，这些鱼鹰就劈劈啪啪地纷纷跃进水里。只见它们一个猛子扎下去，眨眼工夫，有的就叼了一条鳜鱼上来——鱼鹰似乎专逮鳜鱼。打鱼人解开鱼鹰脖子上的金属的箍，把鳜鱼扔进船里，奖给它一条小鱼，它就高高兴兴、心甘情愿地转身又跳进水里去了。有时两只鱼鹰合力抬起一条大鳜鱼上来，鳜鱼还在挣蹦，打鱼人已经一手捞住了。这条鳜鱼够四斤！这真是一个热闹场面。看打鱼的，看鱼鹰的，都很兴奋激动。倒是打渔人显得十分冷静，不动声色。”鱼鹰捕鱼在我们这里已经成了稀罕物，前年去桂林漓江，鱼鹰捕鱼虽然比比皆是，但几乎成了摆设，配合游客拍摄赚钱成了第一，捕鱼变成了次要。

“有时候我们到西堤去玩，坐小船两蒿子就到了。西堤外就是高邮湖，我们那里的人都叫它西湖，湖很大，一眼望不到边。”是的，那时的运河没有现在宽，”坐小船两蒿子到到了”。我小时候随大伢子去运河游泳，会攀爬行走中的船，有时船主会驱赶我们，纵身跳下，又荡起了泳姿。有时会爬上西堤，一望无际的湖水，在阳光下泛起一浪浪的金光。现在有了二桥，去河西成了寻常事，那里曾经是我晨跑的最佳选择，过了镇国寺，灯塔是个折返点，来回8公里。

“湖通常是平静的，透明的。这样一片大水，浩浩渺渺（湖上常常没有一只船），让人觉得有些荒凉，有些寂寞，有些神秘。”如今的高邮湖与汪曾祺笔下的高邮湖还是有很大的变化。高邮湖是个变脸的姑娘，不同季节会以不同的面孔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冬春，湖面浩瀚、天水一色、船帆点点、一览无遗。夏秋，湖面被分割成若干块绿洲，湖边蒿草茂盛，荷花、菱角、芡实、浮萍依次排开，又构成另一幅美丽的图画。沿湖大道翠绿成荫，成了大运河马拉松赛和环高邮湖自行车赛的赛道，一路上串联着马棚湾铁牛、御马头、杨家坞、耿庙石柱、万家塘、镇国寺和平津堰等名胜古迹，高邮明清运河故道的两河三岸遗迹成了世界文化遗产。

“黄昏了。湖上的蓝天渐渐变成浅黄，橘黄，又渐渐变成紫色，很深很深的紫色。这种紫色使人深深感动，我闻到一阵阵炊烟的香味，那是停泊在御码头一带的船上正在烧饭。”

只听见一个女人高亮而悠长的声音：“二丫头……回家吃晚饭来……”

“像我的老师沈从文先生常爱说的那样，这一切真是一个圣境。”

“汪老赞美他的家乡，也是我的故乡，是“圣境”。“圣境”者，人间仙境也。

”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水，管理得好，造福于一方，管理得不好就要形成水患。高邮湖高于高邮城，时刻都在威胁着高邮城的安全。“湖是悬湖，河是悬河，我的家乡随时处在水的威胁之中，翻看县志，水灾接连不断。我所经历过的一次水灾，就是民国20年。”汪曾祺的《钓鱼的医生》对这次大水有比较详细的描述：“连天暴雨，一夜西风，运河决了口，浊黄色的洪水倒灌下来，平地水深丈二，大街上成了大河。大河里流着箱子、柜子、死牛、死人。这一年死于大水的，有上万人。大水十多天未退，有很多人困在房顶、树顶和孤岛一样的高岗子上挨饿；还有许多人生病；上吐下泻，痢疾伤寒。王淡人就用了一根结结实实的撑船用的长竹篙拄着，在齐胸的大水里来往奔波，为人治病。他会水，在水特深的地方，就横执着这根竹篙，泅水过去。他听说泰山庙北边有一个被大水围着的孤村子，一村子人都病倒了。但是泰山庙那里正是洪水的出口，水流很急，不能容舟，过不去！他和四个水性极好的专在救生船上救人的水手商量，弄了一只船，在他的腰上系了四根铁链，每一根又分在一个水手的腰里，这样，即使是船翻了，他们之中也可能有一个人把他救起来。船开了，看着的人的眼睛里都蒙了一层眼泪。眼看这只船在惊涛骇浪里颠簸出没，终于靠到了那个孤村，大家发出了雷鸣一样的欢呼。这真是玩儿命的事！”文中的王淡如即汪曾祺的父亲汪菊生。

我家祖屋在城北的挡军楼，民国20年的特大水灾，档军楼是最大决口所在地，我家的祖屋冲垮了，家产没有了。全家在祖母含辛茹苦的带领下，在姚家井重砌了三间两厢的主屋及附属用房。

汪曾祺在《他乡寄意》里写到：“我的家乡过去是相当穷的，穷的原因是多水患。我们那里是水乡，人家多依水而居。出门也得坐船。秦少游诗云：'菰蒲深处疑无地，忽有人家笑语声。'大抵里下河一带都是如此。我下乡插队落户的那个村就是个水荡子，到处是河汊纵横，水网密布，草荡连片。出门常靠撑船，船成了与外界交通的主要载体，出远门、卖粮、放鸭、轧稻、娶新娘、送病人......那一样都离不开船，可以说不会撑船寸步难行。

湖还是那个湖，河还是那些河。近年来，高邮人在“水”上做足了文章。围绕打造“水韵邮城”的目标，大力实施河道综合整治和污水治理等“清水活水、不淹不涝”重点工程。不仅增强了城市防洪排涝能力，而且大大改善了邮城水生态环境、提升了城市品位。一城、二廊三区、五景多点”的水生态文明建设格局。

多少年来，人们每提起高邮，总是将其与咸鸭蛋联系在一起。高邮咸鸭蛋确实好，但是，诚如著名作家汪曾祺所说：“不过敝处并不只是出咸鸭蛋，我们家乡还出过秦少游，出过研究训诂学的王氏父子，还有一位写散曲的王西楼。文风不可谓不盛。”近代出了个文学大家汪曾祺。

“我的家乡在高邮，风吹湖水浪悠悠，岸上栽的是垂杨柳，树下卧的是大水牛……”汪曾祺对家乡无限深情的诗，被谱成了歌曲，一首非常动心悦耳的歌曲在大江南北传唱着，唱在高邮人的心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