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九月十四日以来，他再也未出现过。他在宿舍的月饼盒上留了一张字条，上面抄录了《庄子》一段话：“终生役役而不见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所向，讳穷不免，求通不得，无以树业，无以养亲，不亦悲乎！人谓之不死，奚益！”

    他叫罗炼，二十四岁，在湖南的一个乡村出生、成长，是一个六口之家的独子。五年前，他主动放弃了高考，既因为成绩不佳，或许也因为承受的压力太大。随即，他跟随姐姐来到广东，这是中国制造业的中心，很多年轻人来这里寻找人生的机会。他在不同工厂里打工，过去两年里，他一直在佛山市。他的工友发现他是个沉默、内向的人。

    在两个月的时间里，除去他的姐姐和几个工友，没人知道他已经失踪了。倘若不是他有一个在新闻机构工作的远房表哥，他的故事或许就像他本人一样，永久的淹没掉了。珠江三角洲上到处了像他这样的打工青年，他们都像是流水线上的面目模糊的操作者，到来和离去，都不会有人注意到。

    十一月下旬，这位远房表哥石扉客把罗炼的故事写到了博客上，《南方都市报》刊登了这篇文章。文章引发了意外的共鸣，它既因为罗炼个人的戏剧性冲突，也因为它触及了此刻中国的一种普遍情绪。

    一位沉默的、只受过中学教育的打工者，内心诵读的却是《庄子》。在一种不佳的人生境况中，他在日记本上抄写着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人生因梦想而伟大，因学习而改变，因行动而成功”。

    尽管人们对他所知甚少，但这些只言片语很容易为他贴上梦想者的标签。于是，二十四岁的罗炼的命运充满了象征意义。他是到城市寻找希望的农民工，试图反抗现实的理想青年，而他的际遇，似乎既暗示了改变命运的机会越来越少，理想主义不可避免的失败，弱小的个人在社会中无所依靠也无处倾诉。

    它也触及了盘桓在人们心头很久的一种情绪。这个社会的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社会的利益分配越来越固化，社会流动性正迅速减弱，社会价值观日趋单一，物质上的成功成为唯一的衡量标准，所有人都挤在竞争残酷的独木桥上，巨大的社会机制越来越非人化，个人既难以理解其复杂性，既不知如何表达自己，更不知如何保护自己，世界越来越物化，头脑中留不下精神的空间……

    于是，他个人的苦闷与失败，代表了一大群人的感受，甚至成了全社会的苦闷、幻灭的象征。这种情绪的爆发也正逢其时。中国正处于历史的另一个转折点。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既使大批人口摆脱了贫穷，也面临着新的问题。经济成功背后的社会成本，很少有人去注意。罗炼式青年的青春与体力，就像是一个需要巨大锅炉的中的木柴。人们看到锅炉驱动了巨大的经济增长的机车，却很少注意到那些“木柴”——他们是人，而不仅仅是材料。而且，最初分享到经济增长的喜悦也正迅速减少。当石扉客回到湖南老家时发现“在我的故乡，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打工致富后衣锦还乡盖房开店的佳话，已渐渐让位于天灾人祸频频相连的种种噩耗。”一个混乱、残酷的社会，正让人心力交瘁。

    在某种意义上，罗炼的故事，就像是娜拉与潘晓的延续。八十年前，关于“娜拉出走”的辩论吸引了全中国的知识青年，大多数人喜欢借此控诉那可怕的家庭制度和传统，在那个年代，这是束缚大多数中国青年的原因。在三十年前的潘晓感慨“为什么人生路越走越窄”时，正是中国面对着一个精神真空的年代，在长期政治斗争中被异化的人们，想释放长久的苦闷与压抑，却不知如何开始；而此刻的罗炼，则面对着一种新的经济、制度与社会现实，它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物质主义盛行的年代，也是一个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结合日益紧密的年代，普通人在其中感到弱小无助。

    这三个例证，都是个人命运与社会命运间的关系。在面对它们时，人们很容易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一开始，个体可能完全被吞噬到社会中去，没人听到他们的声音；而一旦被听到，并引起共鸣时，人们又很愿意将所有的罪责都推到制度与社会上，个人似乎仅仅是个被动的受害者。

    但是从“娜拉出走”的著名讨论开始，我们就知道，即使你打破了家庭、政治、社会对你的所有压迫，你的生活不一定会更好，并可能仅仅从希望走向幻灭。因为，你不能将个人内在的悲剧性，全部归于外部世界。

    罗炼的故事似乎也同样如此。在硬币的一面，是我们希望整个社会能够自我反省，关注这些长期被忽略的个人，诚实的承认我们的社会的确生病了；但在硬币的另一面，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永远不可能创造一种制度或一个社会，让所有生活在其中的人都感觉到快乐和满足，让所有人都逃避苦闷与出走，我们要节制自己的冲动，将个人内在的悲剧性，仅仅理解成社会病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