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存：职工宿舍、青年公寓解决新增城市人口居住难题

    最近一直强调中央投资投向西部中心城市，缩减京沪地方政府保障房尤其是公租房的压力。京沪已经人满为患，两市不可能松动户籍限制，所谓的公正公平居住权势必造成京沪城市的综合病症爆发。

    来自于《北京晨报》记者赵阳的报道题目为：42政策房规划“回炉”再亮相 市民“感觉太高太挤”。对于北京居民来说，超高的容积率，居住的舒适度已经大打折扣。但是，目前的强推保障房，抬高容积率是唯一的趋势。节约集约用地，作为城市建设对土地使用的掌控，也只有抬高容积率一个考虑。

    记者采访中，当被问及对新方案是否满意时,居民王大姐说,虽然小区里配建了不少的公共设施,还有人工湖,但动辄二十几层的高楼让她很不适应,“小区里配建的东西多了,就没地方了,只能‘占天不占地’了呗。”她还对一些户型的采光、通风提出了意见,“你看这个房子,左右都挡上了,只能看这么一长条,”王大姐一边在展板上比划着一边说,“就像井底蛙似的,只能直着看了。”

    来自《北京日报》刘宇鑫的报道：7月27日记者从市住保办了解到，目前北京市公租房配租细则已上报市政府。“细则”公布实施之前，公租房暂不接受“三房”家庭以外的其他人群申请。也就是说，刚毕业的大学生等非京籍申请人暂不能申请公租房。

    所谓“三房”，是指已通过廉租房、经适房、限价房资格审核尚在轮候的家庭。根据去年7月发布的《北京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试行)》，目前公租房的供应对象是本市中低收入的住房困难家庭，具体包括已通过廉租房、经适房、限价房资格审核尚在轮候的家庭，以及其他住房困难的家庭。
    是暂不接受，还是永久不接受非户籍人口申请公租房，公租房的规模有多大？是否有市场可以接受的盈利水平？公租房建设的资金如何解决？公租房的租赁价格与市场的差距有多大？等等一系列问题摆在我们面前。

    6月17日来自于《新京报》的报道：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调研了解到，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去年底全市居住型出租房屋共有94.53万户﹑411.8万间，租住人口达690万余人。

    满足目前租赁房人群的公租问题，北京公租房年均万套的目标，需要94年才能完成。能否继续扩大在目前的土地局面下，是大可怀疑的。即使资金可以保障公租房建设的规模，土地也保障不了公租房建设之需。

    上海瑞聪维正物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维正的博客文章《政府是否应该为“公租房”买单？》，提到了这么一个实例：“农民工代表”的市人大代表张雄伟同志的发言就代表了一部份人的意愿，他以为大多数“新上海人”面临着同样的住房之困。在仔细研究《实施意见》后，张雄伟发现“还是离农民工人群太远”。租金只是“略低于市场”，所以张雄伟建议应修改为 “必须远远低于市场价，至少明显低于。”对这个“略低于市场的水平是什么概念？”真的仁见仁智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人人都想便宜，那么用来便宜的资源供给由谁承担？政府吗？还是增加企业税收或是加重企业流通成本后换回的收入补贴？冯燮代表对此也提出了疑问，并称如今后定价权完全是由运营机构来定，那“略低于”会低到什么水平便不得而知。

    在于凌罡合作建房的几年操作中，他感觉最艰难的是合作者对建设成本的预期。像张雄伟代表一样，很多人并不了解成本究竟是怎么回事，所以对保障房和集资建房的成本预期和建设资金来源的考虑基本没有概念，也就产生了不合常理的心理预期。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面向农民工的保障房基本是不可以考虑的。但是，北京市鼓励企业建设职工集体宿舍，满足农民工住房之需还是切合实际的。用工单位不能把农民工等务工人员推给政府，推给社会。用工成本应该有企业担负。

    至于新毕业的大学生，也提倡用人用工单位增加租房补助或者建立青年公寓解决大学生毕业之初的住房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