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二心集》

    这篇文章比较长，但是并不拖沓无聊。

    从一开始，文章的矛头是针对梁实秋在《论鲁迅先生的“硬译”》和《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对鲁迅的批评。自然，对于梁实秋的种种鸡毛蒜皮的责难，鲁迅先生一挥手就化去了。比如梁实秋说没有一个中国人可以看懂鲁迅的译文，鲁迅则反唇相讥梁实秋连Proletary（无产者）也弄不明白，看来是没法代表所有中国人。针对梁实秋说鲁迅的译文让人不爽快，还不如误译，鲁迅则直白的告诉对方，他的翻译本来也不打算让人爽快，至于看不懂，那是他没有看惯罢了，而且梁实秋自己的创作与其说是创作，还不如说是口水话。

    笔仗打到这个份上，才逐渐引出一点眉目，原来是看不懂“硬译”作品的梁实秋对翻译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突然有了兴趣，写了一篇《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这才是文章的主要矛头。

    这篇文章承认了“现在许多地方是资产制度，在这制度之下则有无产者”，然而又认为“无产者本来并没有阶级的自觉。是几个过于富同情心而又态度褊激的领袖把这个阶级观念传授了给他们”，对此鲁迅先生不以为然，认为“‘本无其物’的东西，是无从自觉，无从激发的，会自觉，能激发，足见那是原有的东西。”。其次，梁认为“资产是文明的基础”，“所以攻击资产制度，即是反抗文明”，“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这才是正当的生活斗争的手段。”，鲁迅先生则指出文明并不依赖于资产，因为在此之前也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因而攻击资本也与攻击文明并无关系，而无产者应该“辛辛苦苦”爬上有产阶级去的“正当”的方法，则是中国有钱的老太爷高兴时候，教导穷工人的古训，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货色，梁先生自己也承认现在“他们是一个阶级了，他们要有组织了，他们是一个集团了，于是他们便不循常轨的一跃而夺取政权财权，一跃而为统治阶级。”。

     以上是针对题目的后半段而批，接着再将矛头指向了整个题目。

     梁实秋认为资本家和劳动者的人性（！）是相同的，比如喜怒哀乐等。不过鲁迅先生马上就指出了他自己逻辑的谬误，就是既然认为“文明以资产为基础”，那么爬上是人生的要谛，富翁乃人类的至尊，文学又何必包括劣等的无产者。接着就指出“人性”这个定义是需要物质才能表现出来的，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例如“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

    梁实秋认为“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和文学无缘”，只不过这个“少数人”与阶级无关，而是天生的福气。鲁迅先生嘲笑道：“虽穷得不能受教育，至于一字不识，也可以赏鉴《新月》月刊”，不过后面梁实秋自己就认为无产者又有自己的另外一种文学，这等于自己打自己嘴巴。

    梁实秋主张“文学家要自由创造，既不该为皇室贵族所雇用，也不该受无产阶级所威胁，去做讴功颂德的文章”，而鲁迅指出没有什么无产阶级文学理论认为“文学家不该受皇室贵族的雇用，却该受无产阶级的威胁，去做讴功颂德的文章”，只不过是说文学有阶级性罢了，例如梁文虽然主张“取消文学上的阶级性”，但是同时又“以资产为文明的祖宗，指穷人为劣败的渣滓”。

    梁实秋“痛恨的是无产文学理论家以文艺为斗争的武器，就是当作宣传品”，认为“不能承认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对此鲁迅也认为是梁实秋自己找个靶子打，因为所有理论“都不过说凡文艺必有所宣传，并没有谁主张只要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

    除了批判，文章还借梁实秋的诘难而提出了自己的文艺主张。

    首先就是口号和标语并不就是无产文学，这些标语和口号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实质上都与无产者没有什么关系。

    其次是当前的无产作家大多数都是进过学校的智识者，有些还是早已有名的文人，却并没有能写出相当的成绩，这恐怕是因为“借阶级斗争为文艺的武器”，是借了“无产者文学”这旗帜来投机（“忽翻筋斗”），这却是要不得。

    再次，无产者文学是解放本阶级并及一切阶级而斗争的一翼，而不是安于一角的地位，什么“共存共荣”的说法都是一种欺骗。

    最后，革命文学家应当做起来，填一填彻底的高谈中的空虚，而不能只是“好笑起来”，或者“等着，等着，等着”。鲁迅说自己的“硬译”绝对不是曲译，只不过是来填这从“无有”到“较好”的空间，有一些不图“爽快”，不怕艰难，多少要明白一些这理论的读者能得到好处，就是有用的，用鲁迅的话说就是“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更希望出现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到时候自己的译文自然就会被淘汰。